中国文献学教案-绪论.pptx

1、中国文献学教案绪论第一章文献学的范围和任务文、献二字联成一词，出现在中国古书上，是从论语开始的。论语八佾y篇记载孔子的话：子 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 不 足 徵 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杞，夏之 後。宋，殷之 後。徵，證 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 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 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君言矣。用“文献”二字自名其著述，起于宋末元初的马端临。他写了一部贯通历代典章制度的文献通考自叙指出：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

2、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远在司马迁写史记时，记叙之外，还收录了不少文辞、言论。到了班固，写成汉书，凡是有关学术、政治的重要论文，都一一载入传中，从此历代诸史，也都沿用了这一体例。如果再推而上之，那么，尚书中的典，叙述事实；谟，记载言论。左传一书，于叙事之外，还用“君子曰”以抒发言论。由此可见，我国古代的历史书籍以“文”和“献”为主要内容，起源很早。不过取“文献”二字作为著述的标题，在马端临以前，却没有人用过。明成祖时，编永乐大典，初名文献大成，也取义于包含各类图书在内的意思。尚书(日本龙谷大学藏).pd

3、f我国古代，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称为校雠学家。所以校雠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凡是有关整理、编纂、注释古典文献的工作，都由校雠学家担负了起来。我们今天，自然要很好地继承过去校雠学家们的方法和经验，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作出有益的贡献，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在中外古今著名学者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凡是想在人类历史上作出总结性的工作写出一部

4、伟大著述的，都是穷年累月，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着手，再结合实际调查考察，才能取得成功。司马迁写史记，马克思写资本论，都这样做过，由于他们有雄伟的气魄、庞大的规模，为了要撰述一部总结性的巨著而努力奋斗，竟成为世界上整理历史文献最成功的人，替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

5、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第二章 记录古代文献的材料 一、甲骨 根据地下已经出土的材料，证明我国在商代，已有很多可用以记事的文字了。所记载的，只是极简单的某月

6、某日作什么事，用小刀刻在龟板的腹甲和牛骨上。因为这上面的记载，大半是占卜的事情，所以学者们称它为“甲骨卜辞”，或称为“龟甲文字”。因为它出土于殷代都城旧址，所以又称为“殷虚卜辞(虚即墟字)，或称为“殷虚书契”(契是刻的意思)。这种遗物，埋藏在地下达三千年之久，直到一八九九年(清末光绪二十五年)，才大批出土于现在河南安阳西北的小屯村。最初发觉甲骨上面有文字加以收购的，为山东福山人王懿荣。他是清末的官僚，住在北京，是一位金石收藏家。当他最先发觉龟板上有文字时，便托古董商四去搜求，共约千片。不久，他死了，甲骨为丹徒刘铁云所得。刘氏又托人奔走购买，所集更多。上虞罗振玉，在刘氏处开始看到甲骨文字，以为“

7、汉以来小学家所不得见”，惊为奇货，因怂恿刘氏拓印行世。一九三年(光绪二十九年)，刘氏择龟甲中字迹完好者千余片，拓印为书，名铁云藏龟（29、46、64页），凡六册。这便是甲骨文字印行之始。罗氏从一九六年开始搜购甲骨，并派专人至安阳采掘，前后所得，达三万片以上，为历来收藏家所不及。于是开始了广为流传的工作。先后编印殷虚书契八卷，殷虚书契菁华一卷，殷虚书契后编二卷，殷虚书契续编六卷。科学方法计划地进行发掘，这是从一九二八年才开始的。由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其事，实际参加工作的如梁思永、李济、董作宾。从一九一八年十月到一九三四年三月，陆续进行了九次发掘，共发现龟甲和兽骨六五一三片。选出三八六

8、六片，编为殷虚文字甲编，由商务印书馆影印行世。一九三四年的秋天，和一九三五年的春秋两季，又继续举行了第十、十一、十二等三次发掘，仅找到了殷代帝王的葬所，而没有发现甲骨。从一九三六年春季到一九三七年春季，又进行了第十三、十四、十五等三次发掘，共发现龟、骨一八四五片。编为殷虚文字乙编，先后出版了上、中、下三辑。从此研究甲骨文字的材料，较过去私人所搜求而传拓的，更加丰富而完整。一九五五年，又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成殷虚文字缀合，将断碎了的甲骨，联接起来，从而补充了许多资料。近年由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人力，编出甲骨文合集，陆续出版。洋洋大观，集甲骨文字之大成。二、金石 铜器绝大部分，都是古代统治

9、阶级日常生活中所享用的礼器。大概说来，乐器有钟，食器有鼎、鬲l、敦du、簋gu，饮器有尊、彝、壶、罍、爵、觚g，盥gun洗器有盘、匜y。这些礼器中，以钟和鼎为最大，上面大半刻有文字，所以后来便称研究这类东西的学问为“钟鼎文字之学”，现在简称为“金文”。集古录跋尾清光绪丁亥行素草堂藏版.pdf 南宋学者郑樵在通志金石略中说过：“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详其文而用丰碑。自秦迄今，惟用石刻。”石鼓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在十个鼓形的石头上，各刻四言诗一首，歌咏秦国君游猎情况，因又称为“猎碣”。所刻书体，为秦始皇统一文字以前的大篆(即籀文)，历代学者们对其书法评价很高。其制

10、作时代，唐人以为周文王或宣王，宋人始提出秦始皇以前之说。经近代学者进一步研究，公认为秦国的刻石，但仍有文公、穆公、襄公、献公诸说，确切年代，尚不易定。石原在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之南，唐初被发现。杜甫、韦应物、韩愈等都有诗篇题咏，益为人们所重视。十石传到今天，文字大多剥泐，其中一石全部无存。原石今藏故宫博物院。石鼓文.pdf 司马迁写史记时，便将秦始皇巡游天下颂扬功德的刻石，如泰山、琅邪、之罘、碣石等石刻上面的文辞，都收入了秦始皇本纪，这便创辟了以石刻文字为史料的途径。石经：东汉熹平三年(公元一七四年，汉灵帝吩咐蔡邕等写好上石。其所写内容，为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五经，公羊、论语二传。刻成

11、后，竖立在洛阳太学门外，以便全国读书的人，都以此为依据，来校正传抄本的讹误。后汉书蔡邕传称当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魏明帝正始年间(公元三世纪初)，又用古文、篆、隶三种字体，刻了尚书、春秋二种，称为“三体石经”，每个字都用三种字体写成，比较烦难，没有多写其他经传便中止了。唐文宗开成年间(公元九世纪中叶)，也在长安太学用楷书写刻了十二部儒家经传(十三经中无孟子)。这时，印刷术已发明了。不久以后，儒家经传，便用雕刻木版的办法代替了雕刻石版，比较轻而易举，刷印方便。古代“三大石经”：熹平石经正始石经开成石经.htm三、竹木 古人用以写书的竹片，叫做“简”，也称为“策”。所以郑玄仪

12、礼注、蔡邕独断都说：“策，简也。”古人用以写书的木版，叫做“方”，也称为“牍”。礼记中庸说过：“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古人说“方策”，就等于我们说“书籍”一样。制成竹简和木牍的方法，是先取竹木裁成短段，部析成片，再加刮削之功，成为长方形的写书版。由于新竹容易生虫朽烂，凡制竹简，必须先放在火上烘出水来，名为“汗青”；又将竹上青皮刮去，名为“杀青”。至于木版，更要用力刨治，使它平滑，才好在上面写字。睡虎地秦墓竹简.pdf 中国出土的最大宗汉代简牍居延汉简.htm木牍的用途，主要是作为通信和书写短文。古人通信用木牍，它通常是一尺长，所以有“尺牍”之名。仪礼聘礼说：“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

13、“名”就是字，不及一百字的写在木版上；超过了一百字的，便要写在竹简上，使能编连起来，记载较多的内容。简策的长度，在同一时期内是比较一致的。但在各个时期，则不相同。春秋战国时候的简，最长的二尺四寸，其次一尺二寸，又次八寸。汉朝的简，最长的二尺，其次一尺五寸，又次一尺，最小的五寸。古人用最长的简写经典，用短简写传记杂文，国家的法律是写在特长的三尺简上，表示尊重。每简的字无定数：最少的八字，多的有三十余字，通常在二十二字到二十五字之间。因此，一篇文字就会要用很多的简，而简也必须编连成册了。晋书束皙传称：“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得竹书数十车。”其中有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一九七二年四月，山

14、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四千四百余枚，其中大部分是兵书。除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以外，还发现六韬和尉缭子，也有墨子、管子、晏子以及不少有关军事、政治和阴阳杂占等方面的佚书。同年十一月，甘肃武威县旱滩坡汉墓出土了医药简牍(省称医简)九十二枚，是一份很珍贵的医疗记录资料。除保存了比较完整的三十多个医方外，还记载了针灸穴位、刺疗禁忌等，内容极为丰富。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土了大量秦简，计有一千一百五十五枚。其内容大部分是法律、文书，不仅有秦律，而且有解释律文的问答和有关治狱的文书程式。反映了战国末年到秦始皇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方面的情况，为研究这时期的历史提供了前所未见的丰富

15、材料。四、缣帛和纸 墨子鲁问篇“子墨子谓鲁阳文君曰：“攻其邻国，杀其民人，取其牛马、粟米、货财，则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今贱人也，亦攻其邻家，杀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粮、衣裘，亦书之竹帛，以为铭于席豆，以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其可乎？”鲁阳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观之，则天下之所谓可者，未必然也。”。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帛书，共约十二万字，包括老子、经法、十大经、战国策及兵书、历书、医书等十多种古籍，是我们今天第一次看到的最完整最丰富的古代帛书。长沙马王堆汉墓.htm缣帛与纸，是相因的。纸的本义，原指缣帛。后汉书蔡伦传说：自

16、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公元一五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据此，可知远在汉代，“纸”是缣帛的别名。证之说文系部：“纸、絮一箔也”；竹部：“箔、澈絮箦也”；水部：“澈、于水中击絮也”。古人称“絮”，是指丝绵。联系起来看，可知我们祖先，很早就已经发明在水中捣碎丝绵，使成屑末，用细竹帘捞起，而造成纸的方法。汉书赵飞燕传：“箧中有赫蹏t书。”应劭云：“薄小纸也。”便是用丝绵造成的纸。大约将富于纤维质的材料，浸在水中，捣成泥浆，用竹帘取之，晒干便是纸，这是古人造纸的基本原理。蔡伦不过把材料推

17、广到树皮、麻头、敝布、鱼网罢了。他对改进和推广造纸术，作出了贡献。土法造纸-纪实摄影.htm 文艺复兴运动(1)中世纪的欧洲，贸易中心集中在地中海沿岸，意大利最早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资产阶级希望冲破教会神学的束缚。(2)意大利丰厚的古典文化遗产和众多人才为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提供了重要条件。(3)中国造纸术和印刷术在西欧的广泛使用推动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第三章 记录古代文献的书籍古今人的写作，尽管浩如烟海；但从写作的内容性质来加区别，不外抒情、纪实、说理三大类。一个人对外界接触或内心活动，要如实地抒发出来，写成诗歌，这便是抒情的作品。将过去的旧事、现实的生活，整理下来，写出记录，这便是纪

18、实的作品。把自己的思想、议论，发表出来，写为论文，这便是说理的作品。用今天的分类来看这三者的不同，所谓抒情的作品，便是文学；纪实的作品，便是史学；说理的作品，便是哲学。文、史、哲三者，几乎概括了社会科学领域的全部。就拿几部常见的儒家经传来举例吧：诗三百篇，是抒情的作品；尚书、左传，是纪实的作品；周易、论语、孟子、礼记，是说理的作品。至于记录古代科学发明和技术创造的书籍如考工记，古人早已收人周礼，也都是纪实的作品。后世著述日多，“汗牛充栋”四字，早已不能形容其繁富了。推本穷源，也仍然是这三大类写作不断发展的结果。经史子集从写作的内容来源加以区别，又可分为著作、编述、抄纂三大类。所谓“著作”，在古

19、代要求很高，是专就创造性的写作说的。无论它的内容是抒情，是纪实，还是说理，但它们都要有一个条件，便是这些内容，都是前人没有说过或记载过的，第一次在这部书内出现，这才算得上“著作”。所谓“编述”，是在许多可以凭借的资料的基础上，加以提炼制作的功夫，用新的义例，改编为另一种形式的书籍出现。尽管那里面的内容，不是作者的创造，而是从别的书内取出来的；但是经过了细密的剪裁、加工，把旧材料变成更适用的东西，这便是“编述”。至于抄纂，则是凭借已有的资料，分门别类抄下来，纂辑成一部有条理有系统的写作。这三大类的书籍，充斥于经、史、子、集四部之中。即以群经而论，周易可算是著作；尚书、春秋可算是编述；论语、尔雅、

20、礼记可算是抄纂。就四部之书来说，经、子两部的书，著作为多；史部多属编述；集部则三者皆包含在内。这样来区别书籍的内容，自然可以明了它们的不同作用了。四库全书目录简表.doc 四部“著录”之书，共有三千四百五十七部，七万九千零七十卷。即四库全书内实有各书的总数。总目中仅载书名，而未收其书者，共有六千七百六十六部，九万三千五百五十六卷，即“存目”之书的总数。第四章 古代文献的散亡 阮孝绪七录序目(见广弘明集卷三)后附载古今书最说过：七略书三十八种，六百三家，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九卷。五百七十二家亡，三十一家存。汉书艺文志书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三百六十九卷。五百五十二家亡，四十四家存。第一、由

21、于重德轻艺的思想，笼罩了整个封建社会，凡是涉及技艺方面的书籍，人们总是不加重视，因而导致了书籍的易于散亡。例如秦代下令焚书时，明白规定：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马端临在经籍考序中又说：若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当时虽未尝废锢，而并无一卷流传至今。以此见圣经贤传，终古不朽；而小道异端，虽存必亡。第二、在古代传播文字的工具没有完备时，所有书籍，全靠手写。假若某类之中，有一部删繁存简足以概括多种内容的书籍出现，便大家都传抄此书，而抛弃其他各家了。例如汉末郑玄，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经学家。由于他的治学范围比较宽，是“通学”门庭，和当时专守一家师法的“博士之学”截然不同。所以他研究经学，是融会“今文”、“古

22、文”不同说法而加以折衷的。虽有宗主，却无门户。他既遍注群经，写成了简要的注本，于是学者们都传抄他的注本，而原来立于学官的今文经学家的专门著述，无人问津。从魏代以后，今文家经说，大部分散亡，这是一个重要原因。第三、由于封建社会的士大夫，重视文词，鄙弃朴学，对于词藻华艳的作品，极感兴趣；对于朴实说理的书籍，反为人所疏忽。例如庄子一书，所以盛行于后世，注家也特别多，一方面固然由于它代表了超人超国的思想，为魏晋以来士大夫所欢迎；另一方面，由于它本身文词很美，所以脍炙人口，广为流传。诸子中以墨子说理最朴实，最透澈，而又最反覆详尽，但为一般知识分子所厌看。所以它传到后世，错字脱简也最多，并且还散佚了很多篇

23、。其次，谈到研究史学的人们，最厌看的是表和志，最喜读的是纪和传。在范晔以前写过后汉书的不下十数家。范晔生于南朝刘宋时代，文章写得很好，所撰后汉书，仅有本纪十篇，列传八十篇。传抄起来很方便，正符合社会需要。所以范氏书盛行于世，而以前十九家的书都散佚了。第四、由于事物不断向前发展，某些编录名物的书籍，各为它的时代所局限，后人凭借它原有的材料，加以重修。重修的书盛行，而原书便废。例如班固根据刘歆七略修汉书艺文志，有所增损于其间。后来艺文志竟代替了七略，而七略原本，便渐渐无人问津了。幸而班固在每一类都标明了省并出入，所以七略到后来虽已亡佚，现在还可从汉书艺文志中考见其大略。又如梁代顾野王，沿用许慎说文

24、解字的体例，于公元五四三年(梁大同九年)编成一部玉篇。到六七四年(唐上元元年)，孙强在它的基础上增加很多字进去了；到一一三年(宋大中祥符六年)，陈彭年等又重修之。书名虽仍旧称玉篇，内容却完全变了样。而顾野王的原书，便无形中被湮没了。第五、由于著书的人犯了罪，伏了法，或者身败名裂为社会所不齿，因之对他的著述，也就由疏远而遗弃以至于散亡。例如范晔所撰后汉书，原来有志十篇，交托他的好友谢俨整理。后来范氏因事伏诛，谢俨深恐祸之及己，为了灭迹避嫌，将他寄存的全部稿本都毁掉了。这说明在中国封建社会，如果一个人犯了罪，连他的好友也不敢保存他的书稿，何况社会其他一般人呢?即使书已写成，并且盛行了一时，但一旦身

25、败名裂，他的书也一定为社会所屏弃。所谓“因人废言”，是封建社会中极普遍的现象。例如王安石在宋神宗时做宰相的时期内，曾颁行自己所写定的诗、书、周礼三经新义。学校以此为讲授的教材，科举以此为考试的准绳，盛行于一时。等到他罢相以后，为当时和后世士大夫们所斥责甚至唾骂，他的三经新义和字说等著述，便随之散亡了。(今惟周官新义有辑本)这是由于中国封建士大夫“以成败论人”的浅见，牢不可破，便在无形中造成了书籍的损失。第六、由于在封建社会里，书籍集中在少数人之手，深闭固拒，不肯借人阅览，把它看成奇货和古董。特别是海内的孤本，收藏家更“讳莫如深”，不轻易给人知道，这自然替书籍带来了灾害。例如后汉书的作者，先后有

26、十几家之多，而以三国时吴人谢承的写作为最早。因流传不多，致早就散佚。隋书经籍志著录谢承后汉书一百三十卷，可知其内容丰富，作者时代又早，胜于范晔的书远甚，学者们深以不得见是书为憾。但至清乾、嘉时，竟还有人保藏了这部书。当阮元任浙江学政时，章学诚即致书托以设法访求此书。指实谢氏后汉一编，确藏山阴王树实家，秘藏什袭，不以示人，必得有位望者奖赉之而后可出。章氏遗书外集二与阮学使论求遗书一札中言之甚详。而阮氏文集、笔记中，既无答书，亦未道及此事。其书今尚在人间否，不可得知了。其次，如薛居正五代史原书，明清之际，尚有存本。近人张元济校史随笔中言之尤凿凿可据。张氏又谓今人歙县汪氏实有其书，确已售去，而展转追

27、寻，不可复得。第五章 古代文献的散亡(下)隋书牛弘传.docx 明人胡应麟著少室山房笔丛，在牛弘所论五厄之外，再增补五厄，列为“十厄”：隋开皇之盛极矣，未几皆烬于广陵；唐开元之盛极矣，俄顷悉灰于安史；肃代二宗洊jin加鸠集，黄巢之乱复致荡然；宋世图史一盛于庆厯，再盛于宣和，而金人之祸成矣；三盛于淳熙，四盛于嘉定，而元季之师至矣。然则书自六朝之后，复有五厄。元代学者戈直所著贞观政要集论中，说得很清楚：太宗兴起斯文，命颜师古考定五经，孔颖达撰定疏义。易主于王弼，书主于安国，诗主于毛、郑，三礼主于康成，杜预之左传，何休之公羊，范宁之毂梁，皆卓然显行于世，而其他数十百家尽废。由此论之，则明六经之义者疏

28、义也，晦六经之道者亦疏义也。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三：晋书作者最多，王隐则有晋史，虞预则有晋书，孙盛则有晋阳秋，干宝则有晋纪，邓粲则有元明纪，谢沈则有晋书，习凿齿则有汉晋春秋，徐广则有晋纪，郗绍则有晋中兴书。其后齐臧荣绪括东西晋为一书，纪、录、志、传凡百一十卷；梁沈约亦作晋书百一十卷。夫王隐等以晋人记晋事，载录未全，固必须改作；即沈约在臧荣绪之后，卷数又同，谅不过润色臧书，亡佚犹未足惜。若荣绪既勒成司马氏一代事迹，各体具备，卷帙繁富，谅有可观。即以垂世，有何不可。乃唐贞观中，重修晋书成，而荣绪之书竟废，吾为荣绪愤之。乾隆三十七年(公元一七七二年)正月四日所颁“上谕”有云：今内府藏书，

29、插架不为不富。然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抚，会同学政等，通饬所属，加意购访。乾隆三十八年“上谕”中郑重申明：书中即有忌讳字面，并无妨碍，现降谕旨甚明。即使将来进到时，其中或有妄诞字句，不应留以贻惑后学者，亦不过将书毁弃，传谕其家，不必收存。与藏书之人，并无关涉，必不肯因此加罪。至督抚等经手汇送，更无关碍，又何所用其畏疑乎!朕平日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上谕”：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以正人心而厚风俗。陆锡熊宝奎堂集卷四进销毁违碍书籍劄子说过：凡明季狂吠之词，肆意妄悖，俱为臣子者所当发竖眦裂。其有身入国朝，为食毛践土之人，而敢于逞弄笔端，意含愤激者，尤天理所不容。自当凛遵训谕，务令净绝根株，不得使有只字流传，以贻人心风俗之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