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二章 人类文明的曙光中西文化寻根为什么要对中西两种文化做一番追根溯源的历史考察？文化史人类社会的产物，它是人类在千百年来的生存斗争中不断创造的果实，也是人类不断摆脱自然控制走向成熟和自由的标志。然而，人类社会每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都有自己赖以滋生的土壤，也各有其成长、发展、走向成熟的不同条件与机遇。这一文化多元发生的事实早已为众多的历史资料和考古成果确证。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一论断今天已成为大多数文化学者的共识。而在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与西方这两大
2、气质迥异的文化系统中，这种由基础条件的差异给文化面貌的形成带来的影响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当我们试图把握这两种文化的主要特质时，便不可不首先对他们作一番追根寻源的历史考察。推动或制约不同民族文化创造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古往今来的许多学者都把地理环境乃至气候的作用排在首位，从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希罗多德，近代的孟德斯鸠、黑格尔，到现代欧美的著名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如汤因比、伯恩斯、亨丁顿等都曾对此有过各辟蹊径的论述。尽管我们并非环境决定论的赞同者，但我们仍认为，不同的自然与人文地理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功能需求的差异是造成人类群体个别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精神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一种文化开始形成
3、的阶段，海滨、沙漠、草原、大河流域等不同的底里地貌以及气候条件的差异，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不相同的生产生活方式，还有某一地域与周边环境的联系都可能直接影响到某一文化的发展方向。当然，当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文化中日趋成熟的人的心理因素便可能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从而逐步形成自觉地文化选择。正如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在自由与文化中指出的那样：“在人类早期的历史中，文化条件简直就像生理条件一样，影响并决定人的意志。文化条件被视为自然的现象，他们的变动反而被认为违反自然。等到后来，文化条件才被认为多少是人类心智活动的结晶。”不过即使是到了这样的自觉发展阶段，文化成长仍会在无形中受到特定自然条件的某
4、种程度的制约。鉴于上述人士，我们把对中西文化所处的自然背景的考察作为文化探源的开端。在本章中，我们将通过对中西文化不同的地理基础，外围历史文化环境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经济模型与社会组织形式的比较，探寻形成中西民族不同文化精神的内在依据。第一节 河的赐予与海的磨砺 众所周知，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发生又着各不相同的自然地理基础，不过对于这种地理差异所产生的文化效应却有不尽相同的解说。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将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分别归结为“南道文明”与“北道文明”，他认为：“南道得太阳之恩惠多，受自然赐予厚，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北道文明得太阳之恩惠少，受自然赐予啬，故其文明为与自然
5、奋斗与同类奋斗之文明。”而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则把对文化产生影响的主要的地理因素概括为三种类型：1.干燥的高地和广阔的草原；2.巨川大江流经的平原流域；3.河海相连的海岸区域。按照这一划分，他把中国、印度、巴比伦河埃及这几个古老文明发祥地的地里环境经均归为大河所灌溉的平原流域，而欧洲文化的源头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则显然是海岸地域环境孕育的产儿。尽管黑格尔对中西文化特征的论述含有不少武断的偏见，但他对不同历史文明地理差异的分析却为我们研究中西文化的自然背景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思路。一、中华文化的自然基础近几十年来的考古成果已经越来越清楚的向我们正是，古老的中华文化史东亚大路上多源头、多方向、多民族的不
6、同文化价值融合凝聚而成的结晶。那么我们的母亲这块古老的华夏大地究竟具有怎样的风采呢？首先是幅员辽阔、腹地纵深。其次是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正是这些千姿百态的自然景观滋养了中华文化众彩纷呈的特色，为华夏多民族、多源流、多侧面的亚文化系统的形成创造了条件。第三是气候温暖湿润。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位于欧亚大陆的东部，太平洋西岸，南北跨热带和温带两大气候带。其中尤以被黑格尔称作“历史的真正舞台”的温带区域最广，占国土面积的90%以上。这当中又以亚热带和暖温带所占面积最大。由于东亚海陆分布所产生的热力差异，东西啊高低气压中心的活动变化显著，加上青藏高原地形作用因素，形成了东亚特有的强烈的季风环流系统，使东亚大
7、陆大气运行发生明显改变。它的直接影响是这里的亚热带地区不像世界其他同纬度地区那样表现为荒漠或干草原，而气候湿润，雨量充沛。加上由于太阳辐射带来的热量资源十分丰富，为各种植物的生长和农耕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十分优厚的自然条件。因此，这里几乎拥有北半球全部的植被类型和最丰富的植物种类。但是由于夏季风的影响随着内陆的延伸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故华夏的西北地区又形成了400毫米等雨量线以外的干旱沙漠和数十亿亩的天然草场。自然这就为北方的游牧文化提供了生长的环境。第四是半封闭的边缘地形。总结：中华文化的自然基础与影响 幅员辽阔，腹地纵深 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西高东低 文化的多样性 气候温暖湿润雨热同期 以
8、农业经济为主 半封闭的边缘地形 具有稳定连贯的文化特色；形成了自我中心文化观 二、西方文化寻根 显然，产生西方文化的自然地理条件与前面讲到的华夏地理环境有着很大的差异，其中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海陆关系的变化。如果说中华文明之树是植根于一片为江河所滋润的大陆，那么西方文化之舟则是诞生在蓝色的波涛之中。西方自然基础 西方文明最初的舞台是亚欧大陆西侧的欧洲。而欧洲文化发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因此，产生希腊罗马文明的中心地中海地区成为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下面我们分别就希腊和罗马文明的发祥地的自然地理基础与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间的差异进行探索：希腊式的海洋地理与东亚大河流域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下述方面：第一点，
9、由于陆地狭窄又是躲闪地带，随处可见的大面积的石灰岩和瘠薄的土壤是爱琴区域内的可耕面积受到很大限制，加上地中海地区的气候特点是冬季湿润，夏季干燥炎热，不利于粮食作物的生长，因而很难形成完全自足的农业经济。古希腊文明获得发展的另一重要条件是地中海地区特殊的海洋地理和周边环境。古希腊自然地理的第三个特征是他的全境被各种天然障碍分割成若干孤立的小区域。自然基础对西方文化的影响 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产生了希腊独特的城邦制社会结构，多方向、多民族共生的富于变化的文化聚合，也陶冶了希腊民族崇尚自由和个性独立的基本性格。第二节 农耕文明与商业文明 中西民族不同的生存环境必然会带来各相异的生产形式和与之相适应的
10、经济模型。在此基础上，又会产生出各自民族最初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所有这些即构成了特定的文化形态，又是 两种文化传统风格各异的深层结构以及民族精神形成的重要基础。因此我们还需要对中西先民的经济生活形态作进一步的追寻。一、华夏土地上的农耕文明如果说农业的产生是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化的起步，那么古老的华夏文化至少在距今7000年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便已经开始了自己筚路蓝缕的跋涉。“社稷”一词更显示出农耕对华夏文化的产生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 淮南鸿烈集解载：“炎帝于火而死为灶，禹劳天下而死为社，后稷作稼檣而死为稷，羿除天下之害而死为宗布，此鬼神所以立。”因此，从民间到宫廷，社稷（土谷之神）崇拜与祭
11、祀蔚然成风，周代即有右社稷左宗庙的祭祀。以后社稷被视为立邦之本，成为国家的象征与代称。足见在华夏先民的心目中，农业乃是关系到国之存亡的命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中原大地上农耕文明蓬勃发展的同时，在中国西部和背部的广阔草原上，长期以来还生活照一些几乎与华夏诸族同样历史悠久的民族部落。例如，秦汉时代的匈奴，以后又是鲜卑族、突厥、女真、契丹、蒙古等等。然而由于西北部高原戈壁与盆地大漠的特殊地理条件与气候状况，使这些地区始终很难发展出与中部和东南部同一类型的农耕文化，而逐渐形成了以塞外为基础的自称一体的游牧文化。当然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便是，工商业文化作为农耕经济的补充在古代中国也曾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12、。然而由于大陆民族的生存对农业的依赖，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仍有明显的重农轻商的倾向，认为“力田为生之本也”“工商重则国贫”。并且“民农则朴，朴则易用”，而“商贾技巧之人”好智多诈，难以禄使，故提倡“为国者，市利尽归于农”。总的来说，历朝统治者大都推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故而难以形成在经济上独立于乡村的工商业中心城市，从而无以打破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主导的生存方式，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模式也基本上是内向型的。二、爱琴海地区的工商业文明（一）爱琴文明（BC2000-BC1200）克里特文明（BC2000-BC1450）迈锡尼文明（BC1600-BC1200）（二）黑暗时代（BC11-BC9）（二）黑
13、暗时代（BC11-BC9）爱琴文明是希腊罗马文明的前奏，是最早的欧洲文明 如前面的自然地理基础所述，爱琴文明，亦即古希腊和罗马文明由于地域有限而多山的地理条件，使克里特岛及希腊半岛的农业难以满足不断繁衍的人口的生存需求，于是人们不得不转向山林和大海寻找生活资源，发展畜牧业、渔业亦即向海外的迁移与征服都成为谋求生存的重要途径。不过，对米诺斯迈锡尼人最具有吸引力的选择还是利用本地的物产资源制造各种外销产品，通过海上商路，运往地中海沿岸其他经济发达地区，换回本地人生存所需的粮食与其他商品。经济的向外开拓必然带来文化的开放，因此，我们从克里特迈锡尼出图的文物中能够看到明显的外来文化的影响，他们所使用的
14、线形、象形文字与字母文字中，能找到埃及文字与腓尼基字母的痕迹。尽管克里特与迈锡尼的文明后来都遭到毁灭性打击，并被历史所湮没，但他们创造的经济模型和播撒的文明种子却在继之兴起的希腊罗马文明中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注明的特洛伊战争就像我们展示了希腊的海外贸易与海上掠夺征伐的触角已伸到了更远的地区。毫无疑问，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正是得力于与文艺复兴相伴随的欧洲工商业和航海业的复兴。从14世纪意大利商业革命的兴起到15世纪由葡萄牙和西班牙人为先驱的海外探险，把西方人的商业贸易与海外殖民活动扩展为世界性的事业。随之而来的是新型工商业组织的建立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从而为18世纪的工业化进程创造
15、了条件。这些都可以说是西方世界的海洋地理环境和古代希腊罗马的工商业文明所孕育的果实。第三节 家国与城邦 中西民族不同的经济类型和生产活动方式自然会产生判然有别的社会组织形态，并形成各自相应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秩序。在自然经济结构中，家庭作为最基本的生产单位的地位便长期保持下来，并成为社会结构和国家体制中的一个重要元素，故很多人将中国文化归结为家族本位的文化。此外，农耕经济中必不可少的水利灌溉系统的兴建、使用和其他大型公共工程的建设都离不开大规模的集体劳动，这需要借助于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统一调度和控制方能顺利实施，这就为东方式的权威主义和专制制度的滋生提供了土壤。相反，在西方由于很早便出现了相对集中的
16、商品生产和经营，从而打破了家庭作为独立生产的传统体制，加上大量移民城邦的简历，使以地缘为基础的人群结合方式逐渐取代了纯粹的血缘纽带。从而创立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城邦制度以及相应的民主政治结构，走上了与中国社会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一、中国社会以“血缘家庭”为纽带 对于任何一个社会，家庭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细胞。不过，家庭及其延伸家族在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地位确实任何一种别的文化都无可比拟的。家对于中国人不仅意味着异性的结合，也不单是人民为繁育儿女而组成的共同体，而是集血缘承继、婚姻结合、生产经营、财政消费、社会教化甚至礼法管制等诸多功能为一体的社会单元。诚如著名的民族企业家兼学者卢作孚先生所描述的：诚如
17、著名的民族企业家兼学者卢作孚先生所描述的：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第一重的社会生活；亲戚邻里朋友等关系是中国人第二重的社会生活。这两重社会生活，集中了中国人的要求，范围了中国人的活动，规定了其社会的道德条件和政治上的法律制度。就农业而言，一个农业经营是一个家庭。就商业而言，外面是商店，里面是家庭。就工业而言，一个家庭里安装了几部织机，便是工厂。就教育而言，旧时教散馆是在自己家庭里，教专馆是在人家家庭里。就政治而言，一个衙门往往就是一个家庭，一个官吏来了，就是一个家长来了 人丛降生到老死的时候，脱离不了家庭生活，尤其脱离不了家庭的依赖。你可以没有职业，然而不可以没有家庭，你的衣食住都供给与家庭当中，你病
18、了，家庭便是医院，家人便是看护。你老了，只有家庭养你，你死了，只有家庭替你办丧事。家庭亦许倚赖你成功，家庭却亦帮助你成功。你须用尽力量去维持经营你的家庭。你须为他增加财富，你须为它提高地位。不但你的家庭仰望于你，社会众人亦是以你的家庭兴败为奖惩。最好是你能兴家，其次是你能管家，最叹息的是不幸败家。家庭式这样整个包围了你，你玩玩不能摆脱。这种离开了家庭亲族，个人便无所着落的现象，显然与中国在农耕经济模式基础上形成的宗法制社会结构密不可分。在这样的体制下，连接人的社会关系的基本纽带便是血缘与婚姻，其中又以父系传承的血亲关系为核心形成了世代相续盘根错节的家族集团。在这个团体中，以始祖的嫡长子承递而下
19、的嫡子为大宗，其余别子、庶子为小宗，以此分别系统。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族”“房”等宗族分支观念和以血缘亲疏确定的服丧的等级为标志的“五服”亲属关系网络皆由此而生。个人在家族乃至社会中享有的地位，通常情况下即依其在此关系网中的位置而确定。可以说家族乃中国人社会生活的主要舞台，也是历代统治者建立统治秩序的重要基础。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可谓一语道破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实质。中国的国家组织机构和政治制度正是以上述家族宗法原则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对于此我们可以从下述诸方面找到证明：（一）“家天下”的宗主统治。中国自夏朝建立奴隶制国家始，便开始了“天下为
20、家”的王位继承制。立候历朝历代的统治者皆自称“天子”，同时又自命为奉天承运的民之君父，俨然以中华大家族的家长自居，而视黎民百姓为子民，视天下国家为一己之私产。此外，在中国自古以来的礼仪传统中，历代统治者始终将宗庙制度和相应的祭祀活动放在首位，并以此序昭穆，别亲疏，这恰因为他是天下系于一家一姓的象征。（二）事君如事父的忠孝原则。在血缘关系至上的宗族集团中，道德是建立在宗族内部秩序的主要工具，其中“孝道”更是维系家庭中长幼尊卑名分和体现个人对家庭人身录属关系的基本原则，因而它在以伦理关系为中心的中国社会建构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孝”的最基本内容就是“父为子纲就是子女对父命”无违“，即从经纬父母的
21、权威到放弃自己的独立人格，唯父母之命是从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种道德信念延伸到社会组织中，边带来了政治上的权威主义，形成了事君如事父，移忠作孝的君臣，君民关系。忠孝相沟通，“父为子纲”衍生出“君为臣纲 孝道转化为忠道，于是，个人对国家和社会应负担的责任在中国变成了对家长权威无条件遵从的伦理义务。（三）大一统的专制政体。在中国式的家庭制度中，父亲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它不仅享有不容触犯的尊严，还掌握着家庭的全部实际权力，从家庭的经济财产到妻室子女的个人命运都必须接受父权的支配。与之同理，在中国的国家政治体制中，国君，皇上则以万民之父的身份君临天下，成为集行政、理发、军事指挥、司法、监察、考试录用
22、官员、文化道德倡导裁决等诸种圈里于一身的最高统治者。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体制的第一个特征便是历史上有能力的皇帝往往乾纲独揽，兼听万事。所实行的是彻头彻尾的独裁统治。第二，作为皇帝意志执行者的官僚集团没有固定的体制，而是不断被皇帝随心所欲地加以改变，其总特点是权力中心始终向皇帝近侧的机构和侍臣转移。第三，中国皇帝不仅是政治权力至高无上的代表，也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和学术秩序。中国传统社会专制制度的第四个特征是统治者以严密的行政组织限制黎民百姓的个人自由。二、西方以地缘政治为基础的城邦社会 古风时代 城邦是一种规模有限，独立自治并得到其公民的最高忠诚的共同体。这一政治体制的建立显然是与希腊半岛上
23、特殊的地理条件和经济面貌密切相连的。然而它所产生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希腊的国界，成为罗马共和国到近代欧洲政治制度的楷模。从近一百年来发现的历史遗迹推论，希腊土地上最早的城邦应当产生于克里特迈锡尼文明时期，荷马史诗称，那时仅克里特岛上就林立着几十座城市。（一）古希腊城邦的特点 古典时代的希腊城邦大约于公元前8世纪开始形成。这时在希腊相互隔离的各地区都分别建造起卫城和城堡，不同氏族的居民向城市聚集，并建立起管理各部落共同事务的中央行政机关，于是出现了最具有希腊文明特色的政治社会单位。以独立城市为中心，向乡村辐射，因此绝大多数城邦的经济都是以工商业为重点，或是迅速向工商业经济迈进。小国寡民的规模，斯巴
24、达为例 公民政治：公民统治非公民；每个公民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定期召开公民大会；城邦制时尚无职业官僚；实行公民兵制（二）海外大殖民 从BC8-BC6世纪，希腊各城邦纷纷开拓海外殖民地。进行大殖民的原因：地少人多必要性；拥有先进的航海技术可能性；外向型文化性格刺激性。特点彼此独立，平等共处，即自由独立意识和分离主义原则。影响：打破血缘基础，形成地缘基础；扩展希腊地盘，获得海外市场；形成海外冒险与殖民的传统；促进被殖民地区的发展。典型例子：雅典与斯巴达城邦同样，在希腊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罗马城邦也走过了相似的道路与古希腊城邦制以及古罗马共和制的发展伴随而生的是民主政治体制的建构。然而，需要特别之处
25、的是，无论是希腊的民主政制，还是罗马的共和制都远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民主制。因为事实上享有充分民主权利的只是各城邦中的公民，即自由成年男子。而妇女、外乡人和占人口大多数的奴隶及被释放的奴隶都不能享受公民权。因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和压迫仍然广泛地存在着。只是“现在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所赖以建立的阶级对立，已经不再是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立，而是奴隶和自由民之间的对立，被保护民和公民之间的对立了。”即使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尽管从法律上已赋予了个人平等的公民权，但由于财产占有的极度不均，因而不同经济地位的人们之间事实上也不可能实现完全平等的人权。所以，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所憧憬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司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这样一个联合体都仍是一个尚待实现的理想。古代希腊环境是西方传统文化的自然成因；商业经济形式是西方传统文化的经济成因；城邦民主制度是西方传统文化的政治成因。中西文化自然基础相比较：中西文化自然基础相比较：自然基础 经济基础 社会组织结构 中国文化 河的赐予 农耕经济 血缘家国 西方文化 海的磨砺 商业经济 地缘城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