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生产型企业的动向、生产型企业的动向资本构成改善：1980年代前期经济发展波动不大，企业收益稳步提高。制造业大企业的设备投资已经全部靠自有资金解决，周转资金中，自有资金也已占8成以上。非制造业企业依靠自有资金也能解决设备投资的7080、实物投资的60左右了。这意味着战后以来企业资本运营主要依靠间接金融的时代已经结束。筹资渠道拓宽：规制缓和、金融自由化的大环境，为企业扩大筹资提供了可能。从1986年起，许多上市的大企业利用“公平金融”制度，不仅在国内扩大发行公司债券，而且纷纷到国外筹资。当时盛行的公司债券有两种，一是1981年开始的“可转换公司债券”（convertible bonds），它
2、是一种结合了资本收益与最低利息保障的金融工具，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兑换成股票；二是1986年开始的保值债券（warrant bonds），这是一种附带新股认证权的债券，债券持有者有权按债券面值的一定比例购买新发行的股票。这两种债券外国投资者都可以购买。由于日本股市在1985年以后牛气冲天，投资者看好日本企业和市场，对这种债券的收益预期很高，于是债券发行大获成功，仅1986至1989年4年间，日本企业便通过这种形式，筹集到资金62万亿日元，其中从国外筹集的资金多达23万亿日元。企业的新“炼金术”：企业满足设备投资和周转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没有将大量余资用于“实物投资”，而是大量购置“金融资产”，增加股
3、市、国债、不动产投资。扭曲的递进式循环：日元升值、股市“长牛”、大企业收益增加且前景看好企业通过发行可转换债券筹资而投资者踊跃购买企业资本构成改善且出现大量“余资”企业以“余资”购置股票等金融资产股市继续上涨。学者的评论：企业行为出现的这种由生产性投资向非生产领域的投机性投资的扭曲，首次改变了战后以来企业经营的传统，其意义和影响非同寻常。美国学者高柏尖锐地指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80年代当全世界都在称赞日本企业在经营战略上以长远观点看问题时，日本企业的经营战略却正在转向以最快的速度赚取短期利润。”2、金融机构的行为扭曲、金融机构的行为扭曲 银行地位的动摇：企业实力的增强及其资本状况的改善，意
4、味着摆脱了主银行的控制而获得了自身活动的“自由”；而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来说，则意味着战后以来自身所处的“给予者”地位发生动摇。在实体经济的生产性市场领域对资金的需求不断减弱的情况下，尽管国家的货币政策相当宽松，银行的资金也相当宽裕并不断降低放贷条件，但放贷领域却越来越窄，良好的受贷对象不易寻找，这就导致商业银行的融资行为发生了严重扭曲。银行行为的扭曲：1984至1989年，全国银行对制造业贷款，6年间踏步不前；而对非制造业的贷款，增幅72，其中住宅贷款增幅150。大量资金流向了股市和不动产领域。“住专”贷款：由于对大企业的融资减少，国家的金融限制放宽，80年代后期，大银行为避开政策限制，出资建
5、立了若干住宅金融专业公司（简称“住专”），急剧扩大对土地、住宅等事业的贷款。不动产公司的技巧：先以甲项不动产为担保，从A银行获得贷款来购买或建设乙项不动产，待乙项不动产迅即增值后，再以此为担保向B银行申请新的贷款，如此形成连环套式的贷款。政府监管失灵：1990年后，日本政府开始对银行向不动产业融资实行“总量控制”，但各大银行乃至政府系统的农林金融机构仍明里暗里向“住专”违规注入资金，而政府金融监管部门采取了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默认了事态的发展。这种情况发生在平成大型景气时期是耐人寻味的，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与以往的由设备投资推动的经济景气不同，这次景气是通过对股市等非实体经济领域的投机或对房地产
6、等高风险领域的扩大投资推动的，其本身蕴藏着极大的不确定性。长期景气：从1986年11月起，日本发生了战后以来少见的长达54个月的“平成景气”。高增长率：1986至1991年，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5，高出其他发达国家2个百分点。人均GNP超过美国：由于日元大幅度升值，按照美元计价的日本国民总收入、人均国民收入、综合国力等诸项经济指标由此也被急剧提升。按照时效汇率换算，1987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美国的60以上，人均国民产值19553美元，超过美国18570美元和联邦德国的18373美元。股市繁荣：作为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状况的晴雨表，80年代后一路飙升，1980年，日经平均股价为6870日元，1
7、985年升至12557日元，1989年12月29日升至38915日元，10年之间增长了5倍多。头号对外债权国：1985年，扣除对外负债后，日本的对外纯资产额是1298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债权大国。二号资本输出国：1987年为1393亿美元，超过传统的海外投资大国英国和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海外投资大国。80年代的日本经济，保持了比所有欧美发达国家都要快的增长速度，显示了旺盛的发展势头，以至一些欧美人士发出了“日本将取代美国”、“21世界是日本世纪”的感叹。很少有人看到其繁荣的背后各种新的矛盾正在积累，一场潜伏的危机即将爆发。这些潜伏的矛盾主要表现在：1、日元升值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压力、日元升
8、值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压力1970年至1989年的20年时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2.19倍，同期日元汇率提高约3倍。所以到1989年，根据美元标准测算的国民总收入（GDP）、人均国民收入、国民财富积累等项指标，已因日元升值的乘数效果而变成了6倍多。日本国民享受了站着不动也能“收入倍增”、所谓“坐地日行八万里”（毛泽东诗词语）的甜蜜。但是，日元升值后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和压力却是真实的。为了在日元不断升值的前提下生存，外向型企业要么是通过更加彻底地推行“合理化”降低成本以保持出口竞争力，要么是把生产基地移向海外，要么是扩大“内需”产品生产，总之从产业结构到生产方式都在发生变化，企业的生存环境趋于严
9、峻。制造业竞争力强劲，但农业、服务业等国家保护下的弱势产业面貌未改。国民为1987年后人均收入超过美国而陶醉，但对按购买力评价标准人均收入尚低于美国20的意义却无人愿意去思考。2、股市泡沫的膨胀、股市泡沫的膨胀1985年后，在国家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低利率的宽松金融政策下，企业和金融机构积极入市操作，股市直步青云。与20年间GDP增长2倍形成对照，1985年后，股价4年上涨3倍。1987年，日本股票市场总值超过美国。1988年，股市时价总额超过500万亿日元，为同年GDP的1.28倍，已经与实体经济出现巨大的乖离。3、不动产泡沫的膨胀、不动产泡沫的膨胀平成景气时期，企业收益的扩大及剩余资金的
10、增加、国民收入的提高及与日俱增的富裕感，加上国家积极财政金融政策的推动作用，全国规模的不动产业投资掀起高潮。大企业互相攀比在中心城市建设高级写字楼，普通国民则生怕错过机会，争相购买或翻建新宅，不动产业投机者则抱定土地升值预期，疯狂“圈地”，待价而沽，使得地价涨势更加凶猛。1985至1991年6年间，全国平均地价上涨62，东京、横滨、大阪、名古屋、京都、神户6大城市地价平均上涨2.9倍，其中商业用地上涨4倍，住宅地上涨2.7倍。1987年日本全国的地价总额已经相当于美国全国地价的4倍。由于美国国土面积是日本的25倍，日本的单位土地价格正好是美国的100倍。显然，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4、财政状
11、况的恶化、财政状况的恶化1965年以前，尽管经济基础尚薄，但中央政府一直坚持了1949年道奇计划时确定的财政收支平衡原则。1965年后，为了刺激经济发展，日本开始发行国债，编制赤字预算，结果使国家债务负担越来越沉重。在铃木、中曾根执政的80年代前期，日本政府曾把取消赤字财政作为重中之重的首要任务，但是并未收到实际效果，国家债务有增无减。到1990年，债务余额已高达同年中央财政支出的140，GDP的37.9。巨额债务的存在，不仅制约了财政政策操作的限度，而且最终只能由国民来承担。数字反映的潜在危机还不能代表问题的全部。美国学者指出：广场协议及日元升值以后，日本没能确定新的战略性产业并进行重大的结
12、构性改革。制造业的投资虽有很大部分用于扩大生产能力，但却不是用于创造新的革命性的产品。日本企业与美国企业在信息革命的竞争中严重落伍。我国学者指出：日本在完成经济赶超目标后，深深地陷入误区而不能自拔，这表现在“沾沾自喜于已经取得的经济成就，忽视了日本为追求经济高速增长而付出的高昂代价”；“简单注意某一种类型的统计数字，忽视了与先期市场化国家的实质性差异”；“在成绩面前对传统制度优越性的无限扩大，丧失了对自身的正确认识”。正因如此，“谦虚”的日本人变得“傲慢”起来并开始说“不”，甚至要“购买美国”。平成景气的长期化，暂时掩盖了矛盾，但也使矛盾的积累更加深重。1991年后，泡沫经济终于崩溃，日本经济进入“失去的十年”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