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我们们将将不 不定定期期陆陆续续公 公益益推推送送问问渠 渠系系列列阅阅读读材 材料料 “城乡中国”正在取代“乡土中国”“城乡中国”正在取代“乡土中国” 刘守英 摘要摘要 未来村庄的分化加剧,村落的活化与衰落并存。相当部分村庄由于农二代的 归宿去村化趋向以及农三代的完全城市化,会使多数村庄进一步衰落。还有一类 村庄会在新的城乡关系中复活甚至兴旺,其中部分村庄会随着城市扩展直接融入 城市,有一批村庄可能成为连接城乡的“驿站” ,还有一些村庄则因为自身具有的 独特性加上人力资本与企业家的努力而活化,这些村庄或者具有独特的历史和文 化记忆;或者能够提供地方性、独特性、安全性的产品;或者有好的带头
2、人;或 者找到了可持续发展现代农业的路子,等等。 【正文】 2010 年代前后,中国的城乡关系发生革命性跃迁。随着 80 后及 90 后成为劳 动力迁移主力军,他们沿袭着上一代农民的离土、出村,但是,大多数人却选择 了不回村、不返农,即便回村的农民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也发生重大变化。 “农二代” 的经济和社会行为变化,正在引发乡村的一场历史转型,农民与土地的粘度发生 变化,乡村的人地关系、农地权利、农业经营制度、农业发展方式、村庄演化、 城乡关系等方方面面呈现新的特征,标志着一个与“乡土中国”不同的“城乡中 国”的到来,这一阶段呈现出新的表征。 一、代际革命一、代际革命 在城乡人口迁移中,80 后
3、、90 后已经成为主力军。他们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 行为特征呈现显著的代际分别,甚至具有不可逆性,成为引领中国城乡关系变革 的重要力量。他们保留着农民身份,但已不再务农。农二代差不多进入劳动年龄 就开始离开家乡,他们的初次外出务工平均年龄为 21.7 岁,与农业和土地的关系 疏离,每年平均在外时间达 9 个月,不像他们的上一辈那样农忙时回家打理农事, 他们之中 87.3%的人没有从事过任何农业生产劳动, 平均每年花费在农业活动的时 间仅 0.7 个月。他们在城市的就业正在将擅长的建筑业抛弃,仅有 10%左右还从事 这一行当, 而是主要从事更为正式的制造业和服务业, 两者各超过 40%, 从事机关
4、、 专业技术岗位的比例也在增加,还有部分开始选择自营劳动或作为雇主生产经营。 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更高,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 9.515 年,90 后更高达 9.79 年,他 们在城里也获得了比农一代更多的工作技能培训,人力资本的提高更有利于他们 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他们迁移的距离离家乡更远,跨省流动、前往东部地区以及 大中城市务工经商是他们的主要选择。他们既看重在外挣钱,也在乎家庭团聚和 孩子教育,2003 年以来,举家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和占比不断增长,2014 年达到 21.27%。很大比例的家庭将孩子带在身边,在流入地接受教育到初中程度,高中 期间由父母一方回县城陪读,直到孩子完成高考。他们的生活
5、方式基本城市化, 农二代在城市的消费方式已经与城市同龄人趋同,乐于通过商场、公园等城市公 共设施从事休闲娱乐活动,在外面挣得的收入 70%在城市消费。他们不像农一代有 钱就在农村盖房,而是选择将积累的资本在本地的县城和城镇买房,显示出将未 来“落叶归根”于城而非村的倾向,2016 年农民工购房占农民工总数的 17.8%, 其中购买商品房的为 16.5%。农二代购房意愿比本地农业户籍居民高出很多。他们 融入城市的意愿很强,农二代在工作地社保享有比例显著高于农一代,但是由于 城乡之间的那堵墙的隔离,他们对不被城市接纳的感受更强。他们与乡村的情感 联结渐行渐远,不少人在春节返乡时住在县城或乡镇的酒店
6、,再开车回到村里, 经过短暂停留后又回城。农二代的“出村不回村” ,正在令乡土变“故土” ,传统 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礼治秩序、非正式规则等正面临严重冲击与挑战。 二、农业发展方式的历史转型二、农业发展方式的历史转型 由于人口迁移,尤其是代际变化,农业劳动机会成本上升,农业发展模式发 生历史性转折。一是传统均质小农异质化。到 2012 年时,纯农业户占 18.28%,非 农业户占 15.93%,农业兼业户占 30.07%,非农兼业户占 35.72%。二是在农业投入 上机械替代劳动。农业同非农业用工竞争加剧,劳动力价格上涨,农作物劳动投 入成本上升,1999-2015 年间,主要作物用工成本上升
7、、亩均用工减少,农民采取 减少劳动力投入、增加机械和资本投入的策略,带来各类农业机械使用量每年 6% 左右的快速增长。三是农地经营制度变迁。土地流转加快,2003 年东、中、西部 土地流转率分别为 9%、11.6%和 3.86%,到 2013 年时分别达到 26%、31%和 20%, 2015 年时的农户承包地流转率达到 33.29%,流转承包地规模 4.47 亿亩,是 2010 年的 2.39 倍。土地经营规模有所扩大,农户户均耕地在 2004-2012 年间由 7.88 亩增加到 8.23 亩;劳均耕地面积 2010-2016 年间由 6.54 亩增加到 9.42 亩。农地 流转在转包和出
8、租为主的基础上出现股份合作、转让等形式。四是农业发展动能 发生变化,2003 年以来农业劳动生产率快速提升,其增速远远超过土地生产率。 2000-2012 年间,农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 5.46%,农业人均产值年增长率高达 14.11%,同期亩均产量年增长率只有 1.73%。长期依靠高劳动投入提高土地单产的 传统农业发展模式正在转向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五是农业功能 与形态发生变化,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在 2010 年以后增长极其迅速,游客数量 从 2008 年 3 亿人次增加到 2010 年的 4 亿人次, 2011 年跃升至 6 亿人次, 并在 2014 年、2015 年继续保
9、持快速增长,分别达到了 12 亿和 22 亿人次。 三、乡村分化成不可逆之势三、乡村分化成不可逆之势 伴随城市化进程, 中国的村庄缩减势成必然。 1985 年时全国行政村数量为 94.1 万个,到 2016 年时减少到 52.6 万个;全国自然村数量从 1990 年的 377 万个降到 2016 年的 261 万个;1997 年时全国村民小组共 535.8 万个,到 2016 年时减少到 447.8 万个。未来的村庄数量还会进一步减少,一方面是因为农作方式变化带来村 落与耕作半径扩大;另一方面是因为村落人口减少后公共服务的供给需要适度规 模。与此同时发生的是村庄的分化加剧,村落的活化与衰落并存
10、。相当部分村庄 由于农二代的归宿去村化趋向以及农三代的完全城市化,会使多数村庄进一步衰 落。还有一类村庄会在新的城乡关系中复活甚至兴旺,其中部分村庄会随着城市 扩展直接融入城市,有一批村庄可能成为连接城乡的“驿站” ,还有一些村庄则因 为自身具有的独特性加上人力资本与企业家的努力而活化,这些村庄或者具有独 特的历史和文化记忆;或者能够提供地方性、独特性、安全性的产品;或者有好 的带头人;或者找到了可持续发展现代农业的路子等等。三是乡村制度与治理的 大变局。随着乡村经济活动与社会关系的变化,维系乡村社会的血缘、地缘以及 人情关系发生变味、趋于淡漠,村民的集体意识减低,村庄共同体的向心力与凝 聚力降低。代际革命带来的村里人成为陌生人,礼治秩序让位于经济权力的主宰, 村庄治理结构、规则与秩序正在和进一步演化与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