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也，非彼闭门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也，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
2、先后成有所贡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成有所贡献。献。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之佳品，不流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 陈寅恪先生于陈寅恪先生于1930年在为陈垣年在为陈垣敦煌劫余录敦煌劫余录所作序所作序 姜亮夫先生指出：“敦煌学之内涵，当以千佛岩、榆林诸石窟之造型艺术与千佛洞所出诸隋唐以来写本、文书为主，而复及古长城残垣、烽燧遗迹、所出简牍，及高昌一带之文物为之辅。” 将敦煌、吐鲁番一带的石窟造型、文书文献、简牍遗迹等，都划入敦煌学研究范围，使敦煌学的内涵扩大，基本涵盖了当今敦煌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光
3、绪二十六年庚子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在清理现编号为16窟的洞窟的流沙时，突然发现一侧墙壁裂了一个小缝，仿佛有光线透出，于是打破墙壁，发现里面又有一个小窟(17窟)，内有卷帙万卷，这便是后来广为人知的藏经洞与敦煌遗书。这个洞窟是曾在大中五年(851)被唐朝敕授为“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及“河西释门都僧统知沙州僧正法律三学教主”的洪辩的影窟。窟中所藏卷帙的内容十分丰富，除大量佛经写卷之外，还有不少佛帐绣像、公文账册、经史子集各种典籍、社会生活各个侧面的记录等等，更可贵的是，还有包括藏文、于阗文、回鹘文、梵文、粟特文、龟兹文、希伯来文、突厥文、摩尼文等非汉文文献，为后来的研究工
4、作提供了大量新鲜而丰富的资料。 王国维先生曾将敦煌遗书等与孔子壁中书、汲冢书并列为自汉朝以来的“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只可惜在当时，无论是王道士，还是当地官员，都不知道这批文物的价值。“王道士颇机诈，思藉之贸利，私载经卷一箱至酒泉，献于安肃道道台满人廷栋。廷栋不省，以为此经卷书法乃出己下，无足重。王道士颇丧沮，弃之而去”。正是由于这样的无知与自负，最终使得敦煌遗书和文物成为外国探险家争相获取的对象，大量宝贵文物流失国外。 废弃说废弃说 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根据自己在藏经洞中发现的一批相当数量的汉文碎纸片、带有木轴的残经尾、木轴、丝带、布包皮、丝织品做的还愿物、绢画残片、画幡木网架等，认为这些东西
5、是从敦煌各寺院中收集来的“神圣的废弃物”；他还根据所见写本和绢画的题记年月最晚为10世纪末，推断藏经洞的封闭时间当在11世纪初叶。后来日本学者藤枝晃、我国学者方广铝等都持此说，只是对经卷废弃原因提出了新的看法。 避难说避难说 法国探险家伯希和，他根据洞中无西夏文书，而藏汉文本及绢画、壁衣、佛像、石碑杂沓堆置，因而认为是1035年西夏入侵敦煌时为躲避外寇而仓皇封闭的，后持此说者有很多，不过对避难的对象、藏经洞封闭的时间各有争执。 三界寺藏经说三界寺藏经说 荣新江提出新说，认为藏经洞的主体文献佛典和供养具，原是三界寺的藏经和资产，而最有可能促成藏经洞封闭的事件，是1006年于阒王国灭黑韩王朝一事。
6、所有这些争论并没有最终获得统一的认识，由此，本来就充满神秘的敦煌学又增添了一个令人好奇的谜团。 1944年8月30日，常书鸿等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早期驻守者为修建职员宿舍，在清理拆去的莫高窟中寺后园土地庙的塑像时，发现了敦煌六朝汉文写本，“计共得六朝残经杂文等六十六种，碎片三十二块；其中有题记年号者，计北魏兴安三年五月十日谭胜写弥勒经，北魏太和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写佛说灌顶章句拔除罪过生死得度经及北魏和平二年十一月六日唐丰国写孝经残页三种。此外尚有六朝职官名册残页，均甚名贵此次发现，实为史坦因、伯希和等盗窃藏经后敦煌之创闻。本所成立于盗窃俱空之际，有此意外收获，致使震动世界之敦煌学又增加若干研究资料，
7、亦中国文化之幸也”。 1959年，敦煌研究所研究人员在宕河东岸喇嘛塔中发现了用西夏文写的观音经、金刚经等三件写本文书；1965年，研究人员又在莫高窟第122窟前的文化堆积层中发现出天宝七载过所、领物残账等汉文写本文书；1988年至1989年，研究人员对莫高窟北区洞窟进行了三次清理挖掘，获得汉文、藏文、西夏文、回鹘文、蒙古文的写经残页和西夏文字典残页多种，还有银币、铜币、铁币和丝麻织物、彩绘木俑、调色盘等文物；此后，他们又在继续清理北区石窟时，发现了叙利亚文的圣经诗篇。虽然发现数量较少，但都弥足珍贵，也令人们对在清理莫高窟洞窟的过程中发现新的文献与文物抱以极大的希望。敦煌文物流失之“伤心史”。斯
8、坦因 “从道士所掌微暗的油灯光中，我的眼前忽然为之开朗。卷子紧紧的一层一层的乱堆在地上，高达十尺左右，据后来的测度，将近有五百方尺。小室约有九尺见方，两人站了进去，便无多少余地了。” 1907年5月，斯坦因以四块马蹄银(二百两)的价格，从王道士手中“购买”了一千零五十多份汉文和藏文卷轴，离开敦煌后，他又派蒋孝琬再次前往莫高窟，以约合一百三十英镑的银子再次从王道士手中得到二百三十捆约三千卷藏经洞文献。一年多以后，斯坦因将总共二十九箱文物运抵伦敦英国博物馆，其中包括二十四箱汉、藏写本，五箱绘画、刺绣及其他具有同样价值的艺术珍品。 1914年3月，斯坦因又一次来到莫高窟，再度从王道士手中得到了五大箱
9、五百七十件写本。 斯坦因收集的敦煌文物和文献，主要收藏在伦敦的英国博物馆、英国图书馆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其中的汉文印本使用的是P(Printer的缩写)编号，共计二十个；写本使用的是S编号，即“斯坦因编号”，中文作“斯”。S16980以缩微胶卷的形式在20世纪50年代得以公布；台湾黄永武在其主编的敦煌宝藏中，续编了S69817599号的卷子。1991年，荣新江与方广铝赴英国图书馆进行S-6981-13677号的编目工作。1990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开始出版十五卷本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刊布了 S113677号中的所有汉文佛经以外的文献。 伯希和 1908年2月，伯希和在新疆进行考古
10、发掘时，在乌鲁木齐看到两件敦煌写经，立即日夜兼程地赶往敦煌，并于3月3日，在王道士的许可下进入藏经洞。他将藏经洞中文书全部检阅一遍，挑选出六千余卷写本精品，与王道士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以五百两纹银购得。5月30日，他将在敦煌所得写本及其他珍贵的艺术品经过包装，从海上运往法国。 伯希和所获敦煌文书，全部收藏在巴黎的法国国立图书馆东方写本部，其中汉文写本编号为P或P-ch，中文简称为“伯”，编号2001-6040，2000号以前和中间4100-4499、5044-5521号为空号，其中前面2000号原是留给藏文卷子的，后因藏文卷子另编专号而空置，中间的空号也各有原因。伯希和藏文写本编号为Pt，已编号
11、为0001-2216，另有一些佛教文献因重复太多没有编目，计Pt2217_2224和Rt3500-4450号。此外，除于阒文材料没有单列外，粟特文、回鹘文、梵文、西夏文等材料都各有编号。 伯希和将从敦煌获得的文书和文物运回法国后，于1909年10月来到北京购书，随身携带有老子化胡经等十多种敦煌残卷，先后向罗振玉、王国维、董康、蒋斧、王仁俊等人展示过。罗振玉闻说莫高窟尚有剩余写本八千余卷，便迅速提请学部收集。 1910年，清学部致电甘肃都督毛实君，令其立即查点、封存藏经洞文献，并让甘肃布政使何彦升将所有剩余文书全部解送到北京保存。 王道士偷偷转移了一批卷子，又将一部分卷子装入“转经筒”内，藏于第
12、367窟，所以并未将全部文献运出。文书在押解过程中，每到一处都要受到当地官员的勒索挑选，损失难以计量。到达北京后，负责押运的何彦升将车拉到自己家里交给儿子何鬯威，何鬯威伙同自己的岳父李盛铎及刘廷琛、方尔谦等人，就在其家中偷加选择。刘廷琛家富藏书，所以选择尤精，方尔谦多选取书法精良者。为了掩盖偷盗事实，他们又把卷子中较长者，破坏截割为几段乃至十几段，以充八千之数。此后，何彦升才将剩余文书送交学部，入藏京师图书馆。被窃卷子当时就流入市场，出售者往往将文书行剪字析出售，使文书遭到极大破坏。此后，何家藏品大多卖给日本京都藤井氏有邻馆；李家藏品一小部分归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今在台湾)，大部分卖到了日本。
13、 从敦煌运来的这部分文书在1929年移交北平图书馆时共计9871号，陈垣先生予以编目，名敦煌劫余录，用千字文各字顺序编号，空出“天”、“玄”二字以备将来补号之用，其他每字各编100号，共8679号，现实际只有8653号。一部分因故未编入敦煌劫余录的卷子，许国霖在敦煌杂录中作了校录。 1990年北京国家图书馆新馆落成，善本部在搬迁时发现了以前未及整理的残片约近4000号。1949年以后，国家图书馆在全国各地又陆续征集、发现、购买了一些敦煌文献，用“新”字编号。前后加起来，北图所藏敦煌文献应在一万五千卷以上。只是北图所藏文书多为佛教经典，研究价值远低于斯坦因、伯希和收集品。至于流散到私人手中的敦煌
14、文书，到目前为止还是一本糊涂账。大谷光瑞 19111912年，由京都西本愿寺住持大谷光瑞 组织的大谷探险队，其成员橘瑞超、吉川小一郎来到敦煌，先后从王道士手中购得写经约五百三十或五百四十卷。 大谷文书再加上何彦升、李盛铎等私下卖到日本的藏品约计一千余卷，现分藏于日本各地，较零散，其中大谷文书主要藏于龙谷大学、大谷大学。 奥登堡 1914年8月到达敦煌莫高窟。他一方面组织考察人员绘制洞窟平面图，临摹壁画，记述洞窟情况，拍摄照片，一方面悄悄挖取壁画十四块，搬走塑像二十八身，并与王道士和当地居民私下交易，得到不少敦煌文书。 奥登堡收集到的敦煌文书现藏俄罗斯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最初由弗路格(
15、KKF：lug，18931942)负责整理，他生前完成了中编号(弗路格俄文姓名的字头，可用拉丁字母F表示)的三百零七件和x(俄文“敦煌”的缩写，可用拉丁字母Dx或Dh表示)编号的两千件写本的目录。 自1992年开始，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俄国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俄藏敦煌文献大型图录，影印俄藏一万九千余件资料，使人对俄藏敦煌文书有了全面的认识。但值得注意的是，俄藏卷子虽俱冠以“敦煌”之名，其实成分十分复杂，不少出自藏经洞之外的敦煌地区以及黑水城等地，时代也早晚悬殊，卷号虽多，但以残片为主，所以相当零碎，应用时须细加考订。华尔纳 1924年1月华尔纳到达
16、敦煌，采取恶劣手段，用涂有黏着剂的胶布片敷于壁画表层，剥离莫高窟第335、321、329、323、320等窟的唐代壁画精品二十六块，这些壁画后由于保护技术的失败，导致完全破碎。华尔纳又以七十两银子的价钱从王道士处得到了328窟盛唐的精美彩塑供养菩萨像一身，现存美国哈佛大学的福格美术馆。 就汉文文献而言，除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书外，还有包括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祆教在内的宗教文献。四部典籍内，又有白文原本、节本、各种不同的注本和疏本，有些有传世本，有些无传世本，有些古代目录曾有著录，有些古代目录未见著录。佛经方面更有一译本、异译本、失译本、妄伪本等不同情况。 除四部书外，敦煌文书中还有大
17、量关于政治、经济、买卖、典当、人口、法制、土地关系等方面的散乱材料。也有一些具有敦煌本地特色的资料。 经部 在敦煌文书中，儒家传统的十三经，除周礼、仪礼、春秋公羊传及北宋中叶增入的孟子无抄本外，其他各经都有几种或几十种抄本，甚至还有不少古佚注疏。 尚书向有古今之分，但唐天宝三载，唐玄宗命集贤院学士卫包将古文尚书改为今文，遂使古文尚书渐渐失传。直到敦煌文书中发现古文尚书共三十多件，而且均为六朝和初唐写本，才使久绝于世的古文尚书重见天日，其中不但保留了古字，而且对于补正今本十三经注疏中尚书经传之失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对经学研究意义重大。 敦煌文书中还有今文尚书和唐写本尚书释文残卷，也是我们今天所能见
18、到的最早版本。 诗经在敦煌遗书中有三十个卷子左右，包括郑玄笺毛诗故训传、孔颖达撰毛诗正义等，其中徐邈撰毛诗音意义最为重要。据释文叙录记载，徐邈是继郑玄之后第二位为诗经注音的人，而且今世所传郑玄反切，被疑为后人假托之作，所以徐邈的毛诗音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后来此书亡佚，清代著名辑佚家马国翰曾辑得二百五十余条，而敦煌本虽仅存九十八行，所得音义却近千条，两者的价值不可同日而语。与此情况相类似的还有徐邈礼记音，文书残存一百八十一行，可用以匡补马国翰辑本之误。 论语在敦煌遗书中多达六七十个抄本，既有官方通用的何晏撰论语集解，也有当时仍在北方流行、后渐渐亡佚的郑玄所注论语，还有梁黄侃的论语疏。尤其是四件唐人
19、写本郑玄注论语(P2510、s3339、s6121和一件日本收藏本)的发现，曾引起学术界相当大的轰动。 此外，敦煌写本中还有周易王弼注、周易经典释文白文本和郑玄注礼记、唐玄宗御刊删定的礼记月令写本、春秋左传集解、春秋觳梁传集解、孝经郑氏解、孝经郑注义疏、御注孝经、尔雅注等残卷，在校勘、训诂、辑佚方面的价值都非常高。 史部 敦煌文书中的史部著作相当多，既有正史类史记、汉书、三国志和晋书残卷，也有不少其他部类的史学著作残写本，如孔衍的春秋后语、邓粲的晋纪、李荃的阃外春秋、虞世南的帝王略论等，俱为后世佚本。其中春秋后语写本较多，共十三件，有原本、略出本，吐鲁番写本中还有卢藏用注本等，又有藏译本(Pt
20、1291)，藉此可知自南宋后就已失传的该书原貌。 敦煌写本中有不少法律文献，有十个有关唐律和唐律疏议的卷子，其中3608、P3252两卷为同一文书，是早已亡佚的“垂拱律”，是敦煌所出唐律写本中篇幅最长、保存律文最多的一份，内容包括唐律的职制、户婚、厩库中的一部分，为学者研究唐律补充了新材料。 最引人注目的史部著作当属敦煌地方史志方面的著作，如敦煌名人名僧邈真赞集、敦煌名族志、沙州都督府图经、沙州城土境（又称沙州归义军图经抄略）、沙州志、寿昌县地境(祁子厚藏卷)、沙州伊州地志、西州图经、瓜沙两郡史事编年并序、敦煌录等。这些文书显然为研究敦煌的历史、地理提供了翔实的材料。 子部 子部书数量历来很大
21、，而且十分繁杂，如四库全书收录子书计有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推步、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等十四大类，应该说相当完善。如果我们以此来比类敦煌文书中的作品残卷，会发现这些种类的书籍在敦煌文书中大多可见。 儒家类，有孔子家语，存郊问篇末十二行，五行解全篇，为六朝写本，有很高的校勘价值。 兵家类，有原本六韬，系宋元丰年间删改六韬之前的本子，篇目共计二十六篇，除举贤等六篇外，均不见于今本。 医家类，有陶弘景本草集注(日本龙谷大学藏)，唐李勋、苏敬等新修本草及未刊的北图和李盛铎旧藏本，唐孟诜撰、张鼎增补的食疗本草等，这些书都先后亡佚或残存日本等地，直到敦煌文书被发现以
22、后，才得以重新了解其概貌。另脉经、伤寒论、五脏论、新集备急灸经等，都是目前所见同部著作的最早写本。 天文类，有星占书残卷、全天星图、紫微垣星图，以及近五十件历书。其中，全天星图是世界上现存古代星图中星数最多、最古老的一幅，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部分中曾对其进行过介绍。在近五十件历书中，大部分是敦煌地区自编历书，现知最早的是唐元和三年戊子岁具注历日(现藏敦煌研究院)，最晚者为宋淳化四年癸巳岁具注历日，有繁、简两种形式，基本反映了古代历书由简到繁的演进过程。 数学类，敦煌有数件北朝算经抄本和一件立成算经抄本，它们不仅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有所贡献，而且还可以提供有关北朝隋唐历史和社会的珍贵资料。
23、 术数类抄本在敦煌文书中具有相当数量，种类繁多，有人将其归纳为卜法类、式法类、占候类、相书类、梦书类、宅经类、葬书类、时日宜忌类、禄命类、事项占类、杂占类等十一种大的类别，各大类中又有小的分类，足见其种类、数量之繁多。 杂家类，有刘子新论，共七件抄本、罗振玉旧藏本(现存东京国立博物院)、刘幼云旧藏本(北图新0688号)，共存二十六篇(其中两篇为残篇)，是现存最早的刘子抄本。又李文博治道集也是久佚之作。 类书，最主要的是唐代杜嗣先的兔园策府，存序言及第一卷全文。另有唐代杜正伦的百行章、于立政的类林、李翰蒙求、李若立的赢金及语对、碉玉集、新集文词九经钞、杂钞等，抄卷多的可用残卷拼成完本，有助于今后
24、的校勘及辑佚工作。 小说类，敦煌写本中有搜神记、还冤记、启颜录、周秦行记等，全都年代较早，可供与现行的刊本进行比类校勘之用。 至于佛、道等宗教文献，将在其后的章节中另作专门介绍。集部 集部文献主要是指历代文学家的总集、别集等，在敦煌文书中，这类作品所占比例虽然不大，却相当重要，而且里面既有总所周知的文选、玉台新咏等传统的诗文总集，也有唐人诗歌选集、唐代诗人别集以及民间曲子词集、敦煌当地诗人作品集等，反映了从上层文士到下层百姓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的成就。 云谣集是最早引起中国学者关注和研究的敦煌作品之一，见于s1441和P2838两卷，另P3251中录有一首，计十三调共三十首，最先刊于罗振玉敦煌零
25、拾，朱疆村复刊于疆村丛书，自此之后，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王国维、罗振玉、朱孝臧、龙沐勋、王重民、胡适等先生为其作跋，其后校订、笺注、传刻印行者络绎不绝。云谣集之所以如此受人关注，一方面是因为它是早期从巴黎、伦敦两地抄回的敦煌文献之一，但更重要的，是它被视为“中国第一部词的总集”，因为云谣集的抄写年代，最早在后梁龙德二年(922)，编撰时间更在此之前，早于原被视为中国最早的词总集、编定于后蜀孟昶广政三年(940)的赵崇祚的花间集，对于研讨词的发展状况、中国俗文学的成就等，都起着重要作用。 相比于云谣集，瑶池新咏集（又名瑶池新咏），则是最近才因俄藏敦煌文献的公布而受到人们的关注。集中收录了李季兰、
26、元淳、张夫人和崔仲容四位女诗人的二十三首诗作。由于瑶池新咏集是见诸文献著录中的唐人选唐诗中惟一一部女诗人的诗歌选集，也是中国古代保存至今的最早的一部女诗人的诗歌选集，而原书早已亡佚，因此敦煌本的发现，其意义尤为重要 此外，敦煌写本中的总集还有崔融编珠英学士集、心海集以及另外数种唐人选唐诗。别集类有东皋子集、故陈子昂集、李峤杂咏注、吴均诗集、高适诗集、岑参诗集、张祜诗集、刘邺甘棠集、李翔涉道诗、王梵志诗集等。王梵志诗集有三十多个写本，存诗约三百九十首，“作者既非一人，时间又跨越几个世纪，内容则佛门世间，缤纷杂陈，于错综变化中又保持了通俗白话诗的基本特色，形成了一个以王梵志诗为总名的诗歌群体”，极
27、具特色，研究价值极高。 值得注意的是，在敦煌文书中，还有十来个敦煌本土诗歌集。如唐佚名诗集，作者为当地人或客游河西诸州的中原人，一部分诗作反映了张议潮归义军时期的情况。俄藏Dx3871与P2555是敦煌当地诗人作品集与中原诗人作品集的合抄，其中敦煌当地人作品主要是一位落入吐蕃手中的诗人的“陷蕃诗”，学术界对此卷的校录和研究在敦煌诗集中最富成果。宗教文献 敦煌自古以来就是佛教兴盛之地，敦煌文书又是在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而且现在保存下来的许多官方籍账文书等，实际上都是被用来在背面抄写佛经的，因此，佛经自然在敦煌文书中占有重要比例，北京国家图书馆所收藏的大部分敦煌文书都是佛经。不过，中国历来是个宗教
28、宽容的国度，即使敦煌在佛教最为兴盛、甚至占主导地位的时期，道教、景教、摩尼教、祆教等其他宗教也同时并存，并在敦煌文书中留下了自己的身影，这也是敦煌文书范围极广的特色的一个反映。 敦煌佛经目前可以确定的最早抄本是十诵比丘戒本，题“建初元年岁在乙巳十二月五日戌时，比丘德祜于敦煌城南受具戒”，建初是西凉年号，建初元年即406年。最晚的抄本是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法门戒品，其题记为“至道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灵图寺”，乃995年写本。敦煌佛经中，有不少是梵文、藏文、回鹘文、于阗文、吐火罗文与汉文对照的写本，如P2025、P2。782、P2790、P2798等卷大般若波罗蜜经，一面是汉文译本，另一面是梵文
29、原本，这对了解佛经翻译情况及考证佛经原文都有重要作用。敦煌佛经的特点一是各宗派的佛典一应俱全。如天台宗的大智度论、唯识宗的成唯识论、瑜珈宗的瑜珈师地论等，往往不但有论，而且有疏。 各时段的佛经都可以见到，“假如把它们排比一下，大概有十几种经典是最重要的，它们就是维摩诘经、胜鬓经义、大般涅槃经、妙法莲华经、大方广佛华严经、金刚般若经、大智度论、金光明经、大比丘尼羯磨经、十地论义疏、大集经和摄论疏等，这些都是北魏以前的东西。北魏以后，也有十几种，主要有大乘起信论、；观世音经、佛说普贤菩萨证明经和大方便佛报恩经等，这些是唐代翻译的。五代翻译的有佛说光明经、佛说无量大慈教经和佛说延寿命经等。从而说明敦
30、煌的佛教经典的确是一个完整的东西”。 敦煌佛经中还有许多藏外佚经，即大藏经中未收的佛经，这其中包括一些禅宗典籍、北朝系统的佛经注疏、三阶教经典和中唐以后新译的经论和编纂的经疏等，李翔灼曾编有敦煌石室经卷中未收藏经论著述目录(疑伪外道目录附)一卷，著录了一百五十九种藏外佛经。日本大正藏第八十五卷也校订了一百八十八种敦煌古佚佛典。它们对于佛教史的研究意义重大。还值得注意的是敦煌佛经中的一些中国僧人伪托如来所说而编造的疑伪经，如十王经、父母恩重经、善恶因果论等，它们在敦煌都有不少写本，不但反映了世俗宗教在民间传播的情况，而且为敦煌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敦煌的道教文献约五百件，虽然数量上无法
31、与佛经相比，但往往纸质一流、书法工整、校勘精良，非一般写本可比。常见的有老子道德经、庄子南华真经及列子、抱朴子等诸子书，以及太上洞玄灵宝业报因缘经、太玄真一本际经、老子化胡经等。这里面，老子道德经注本最多，有河上公注、想尔注、李荣注、成玄英义疏、唐玄宗注与疏、佚名注等六种(其中想尔注和成玄英义疏是道藏未收的佚书)；本际经抄本最多，多达一百一十九个写本；老子化胡经是仅存于敦煌的道教伪经，反映了道教与佛教的相争情况。 景教是基督教最早传人中国的一个支派，以前只有一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可作为景教在唐代传播的物证，而敦煌文书中有六种有关唐代景教的文献，包括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尊经、志玄安乐经、序听
32、迷诗所经、一神论、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另外日本小岛靖藏卷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经考证，乃近人伪造，不可信。 摩尼教是公元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所创宗教，曾盛行于中古时期的中亚、西亚等地，唐代也曾在中国广泛传播。敦煌发现了三种摩尼教文献：证明过去教经(原名摩尼教残经一)、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和下部赞，都是汉文残卷，对了解摩尼教的具体内容和在中国的流行情况很有帮助。 祆教传自波斯，崇尚火和光明，因此又称火袄教。敦煌文献中虽然没有发现祆教经典，但有一些关于袄教在敦煌地区活动的记录，如沙州都督府图经、沙州伊州地志都对敦煌地区的祆教庙宇及其教主有明确记载，P2569、P4640背面、s13
33、66、P2629等文书都记载了祆教的祭神活动。 敦煌学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大凡中古时代的政治、经济、宗教、军事、艺术、历史、地理、文学、哲学、科技、经济、建筑、民族关系、中西交通等各门学科，都可利用敦煌学资料，从新的角度进行研究。限于篇幅，本讲只就敦煌史地、敦煌文学、敦煌社会生活、敦煌艺术等几个方面加以介绍。 1 1、敦煌史地研究、敦煌史地研究 唐朝安史之乱爆发后，国势日衰，无暇顾及位于西北边陲的瓜、沙地区，日益强大的吐蕃王朝乘势从青海北上，先后攻占了陇右、凉州、甘州、肃州，最后于大历十一年(766)攻陷瓜州，进围沙州，敦煌民众坚守城池十余年，最后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争得吐蕃所允诺的“勿
34、徙他境”的条件，这才出城投降。这段历史，尚可从新、旧唐书。吐蕃传及其他史料中获知，但瓜、沙沦陷吐蕃后的情况，在正史材料中便鲜有记载了。依靠敦煌学资料，我们大体可以了解到，吐蕃占领瓜、沙地区后，强制推行蕃化政策，改变汉人风俗；为防止汉人反抗，甚至没收他们的铁农具；将唐朝的乡、里制改变为部落、将制；重新登记户籍，实行计口授田的突田制(每人授田一突，一突为十亩)；按田亩征收地子，按户征收突税；等等。 由于根深蒂固的中原文化情结，再加上吐蕃统治下百姓负担大大加重，普通百姓地位低下等原因，敦煌地区不断出现反抗斗争，如s1438书仪残卷即记载了吐蕃统治初期的沙州玉关驿户汜国忠等人的起义事件。最终，敦煌民众
35、在张议潮的领导下，推翻了吐蕃统治，“敦煌、晋昌收复已讫，时当大中二载题笺修表，纡道驰函，上达天闻”。此后，张议潮又相继收复了吐蕃占领的其他地区，“西尽伊吾，东接灵武，得地四千余里，户口百万之家，六郡山河，宛然而旧”。显然，如果没有敦煌学文献，这段历史定会湮没无闻，不为人知了。 张议潮推翻吐蕃统治后，于大中五年(851)七月遣兄张议潭奉瓜、沙、伊、西、肃、甘、兰、鄯、河、岷、廓十一州图籍入献唐朝，十一月，唐朝于沙州设归义军，以张议潮为节度使、十一州观察使、检校吏部尚书。此后一直到西夏占领沙州，近二百年的时间里，敦煌一直属于归义军统治时期。荣新江在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察一书中，借助敦煌学
36、资料，对归义军的历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其中第一章归义军大事纪年及相关问题，首次对归义军史进行了编年，每条纪事之后，都括附了所据史料和敦煌文书编号，甚为详尽。 归义军历经张议潮、张淮深、张淮鼎、索勋、张承奉、曹仁贵(议金)、曹元德、曹元深、曹元忠、曹延恭、曹延禄数任节度使，前期尚属具很强的唐朝军镇，五代以后则渐渐成为一个地方王国，这期间既涉及归义军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也涉及归义军内部政权的更迭及其与周边各民族的交往问题，我们在此可举几个比较重要的敦煌文书所反映的这方面的问题。 张淮深碑可说是有关归义军的最重要的史料之一，它记述了张议潮起兵推翻吐蕃统治、向唐朝献十一州图籍、受封归义军节度使
37、、夺取凉州、束身归阙、终寿于长安的经过；张议潭先于张议潮入质唐朝之史事，以及张淮深五次迁官经历。借助于其他相关的敦煌资料，基本可以弄清张议潮、张淮深两代归义军节度使的基本情况 有关归义军的初期情况，传统史料中多渲染张议潮的归降及献款，但敦煌文献的记录则近距离地揭示了归义军与唐政府之间某些不和谐的声音，如S6342保存的张议潮奏文和朝廷批答，即反映出张议潮想要经营凉州的强烈愿望，以及唐朝政府置之不理、不愿由张议潮统辖凉州的隐秘心态，个中关节，引人回味；s1156沙州进奏院状p-27详细记录了张淮深派出三般专使人京要求唐朝正式授予节度使之名的经过，从中可以看出，尽管张淮深派出的专使用尽浑身解数为张
38、淮深求旌节，但唐朝官员始终拖延推诿，态度十分冷淡，反映出唐朝并不特别支持张淮深的微妙心理。这些文献都表现了张议潮乃至张淮深与唐朝明争暗斗的情形，可补传统史书记载之不足。 莫高窟第148窟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是张议潮第十四女张氏在自家功德窟中所立之碑的碑文，其中有云：“于是兄亡弟丧，社稷倾沦，假手托孤，几辛勤于苟免。所赖太保神灵，辜恩巢毙，重光嗣子，再整遗孙。虽手创大功，而心全弃致，见机取胜，不以为怀。乃义立侄男，秉持旄钺。总兵戎于旧府，树勋迹于新墀，内外肃清，秋毫屏迹。”这段简单的文字，却反映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归义军内部斗争史。大顺元年(890)，张议潮之子张淮鼎杀张淮深自立，去世之前，托孤于张议
39、潮女婿索勋，索勋乘机自立为节度使，这又引起嫁与敦煌大族李明振为妻的张氏不满，她合诸子之力，杀掉索勋，立侄男张承奉为节度使，自己则与三个儿子一起执掌了归义军的实际权力。 新、旧五代史吐蕃传云：“沙州，梁开平中，有节度使张奉自号金山白衣天子。”这二十个字是传统史料中对金山国的惟一记录。1935年，王重民先生发表金山国坠事零拾一文，白雀歌、龙泉神剑歌、沙州百姓上回鹘天可汗书、曹义(议)金上回鹘众宰相状四件敦煌史料，文后还附录了金山白衣皇帝敕、张安左生前邈真赞、转经文其一、二和四门转经文五篇材料，对金山国的建立及史事进行了考证，使张承奉所建立的金山国的大致情况白于天下。其后，敦煌学研究者根据所发现的更
40、多相关的敦煌文书，对金山国的建国日期进行了多方论证。金山国虽然建国不久即在甘州回鹘的攻击下宣告失败，在归义军历史上却十分引人注目，这与相关的敦煌文书的保存及敦煌学研究者的努力密不可分。 914年，曹议金取代张承奉成为归义军的掌门人，归义军政权从此由张氏家族过渡到曹氏家族手中。贞明四年(918)，曹议金派人通使后梁，得到中原王朝的承认，此后，他一方面斡旋于敦煌大族之间，一方面调整好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使得曹氏政权比较平稳地延续了百余年，这一切，都可在敦煌文书中找出相关证据。 有关敦煌归义军史的研究，除荣新江的归义军史研究一书外，郑炳林主编的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续编两书，以专题
41、形式，分别论述了归义军的政治、军事、经济、历史地理、民族关系、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可资参考。 敦煌学始自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莫高窟本身的开凿与营造自然非常令人好奇，而能为我们提供有关莫高窟的详细资料的，大多来自于敦煌文书与莫高窟碑刻与题记。据马德统计，此类敦煌文献多达四十余件，其中比较重要的如大唐李君莫高窟修佛龛碑(即圣历碑，碑存敦煌研究院，又P2551)、李庭光莫高窟灵岩佛龛碑(s1523+上博40)、唐陇西李氏修功德记(即大历碑，碑存莫高窟，又P3608等)等等。 圣历碑是有关莫高窟创建的最早史料： 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傅，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
42、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岩，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傅师窟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复有刺史建平公、东阳王等，各修一大窟。而后合州黎庶，造作相仍。爰自秦建元之日，迄大周圣历之辰，乐傅、法良发其宗，建平、东阳弘其迹。推甲子四百他岁，计窟室一千余龛。今见置僧徒，即为崇教寺也。 这段文字，记述了莫高窟具有浪漫传奇色彩的开窟之始。 此后每次对莫高窟进行修造，大多会留下文字记录，特别是在归义军节度使统治时期，几乎历任归义军节度使都在莫高窟建造了自己的功德窟，并留下了相关记录。这些记录不但是莫高窟本身的历史见证，也反映了敦煌整个地区的历史变迁。如报恩吉祥之窟记、吴僧统碑记、阴处士碑等
43、，都反映了敦煌民众在吐蕃统治期内以造窟的方法保存民族文化和传统的斗争过程；张淮深造窟功德碑反映了张淮深统治归义军时期的兴盛安定局面，营造98、100窟时的两份祈愿文和一份儿郎伟驱傩文，反映了曹氏归义军建立之初的内忧外患，第98、61、444窟供养人像及其题识体现了曹氏家族与回鹘、于阗的友好关系等。借助于敦煌文献与石窟资料，中外学者还对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造年代、莫高窟部分洞窟的分期与排年、敦煌窟佛教艺术的内容与题材之发展变迁、莫高窟建筑型制的变迁等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从以上各项研究中推衍开去，根据敦煌文书保存的唐朝各级官府文书的原件，研究者又可对敦煌地区乃至整个唐朝的官制、法制
44、、兵制、均田制、赋税制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史等加以具体研究。2、敦煌语言文学研究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敦煌文献提供了大量丰富的古代字形、字义、字音、句法、修辞方面的实例，除汉语之外，还保留有不少古藏文、于阗文、粟特文、回鹘文的文字，使敦煌文书成为语言文字研究的珍贵素材库。另外，敦煌文书中还保留了不少古代韵书、音义和字书方面的内容，如千字文、新合六字千文、开蒙要训、百家姓等童蒙读物，尔雅、玉篇等解释音义之书，正名要录、群书新定字样、时要字样等刊正字体的字样书，碎金(又名自家碎金、字宝)、俗务要名林等解释俗语词的俗字书，以及蕃汉对译字书这样的胡汉对照的译字书等。这些文书残卷既可起到校勘、训诂之用，本
45、身也是珍贵的语言学资料。 如切韵自宋代陈彭年等编出广韵后渐渐失传，而敦煌文书的发现，使切韵重见天日。王国维、魏建功等相继对其开展研究，姜亮夫更在巴黎潜心收集相关资料，归国后写成瀛涯敦煌韵辑二十四卷，以及敦煌韵书考释等著作。此后，周祖谟又编著了唐五代韵书集存，将敦煌韵书卷子大部分加以影印和摹录，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 又如敦煌文献中佛经、道经、儒家经典和其他诗文杂卷后面附录或夹杂在文中的注音材料，以及注音兼释义的材料，被称为“敦煌经籍音义”，张金泉、许建平敦煌音义汇考中对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收释。P2717等六个写卷的碎金，旨在解释俗语俗词，其序日：“今天下庶士同流，庸贤共处，语论相接，十之七八，皆
46、以协俗；即俗字而不识，则言语之讹*(土戈反)矣。在上者，固不肯录而示之，小学者，又贪轻易而傲之。致使暧昧贤愚，蒙(庶)细无辩(辨)。”说明社会上轻视俗字的流弊。所以字金的编者以当时口语中流行的“俗语词”为收释对象，注重语言的社会功能，在当时就受到广泛欢迎，也为现代敦煌学者借以研究古代口语文献提供了重要帮助。 对于敦煌文献语词词义的诠释，其发轫之作是蒋礼鸿先生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其间集中阐释了变文词义。在这本书的基础上，蒋礼鸿先生主编的敦煌文献语言词典又于1994年出版，“这部词典，总括了敦煌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并加以补充推阐，成为敦煌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给汉语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就词书编
47、纂说，它给现在的几部重要的词书如辞海、辞源、汉语大辞典的漏略提供了丰富的补充资料”。这些话不仅是对敦煌文献语言词典的评价，也说明了敦煌语言学对现代语言学的研究和运用起到的重要作用。 敦煌文学研究是敦煌学中非常有特色的部分。在敦煌文书中，有不少唐人诗歌作品，乃至中原上层文人的佳作。如晚唐韦庄的秦妇吟在中原地区早已失传，在敦煌却有多个写本，从题记来看，大多抄于敦煌，其中年代最早的为“天复五年乙丑岁十二月十五日”写本，距秦妇吟的创作只有二十多年，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基本可反映诗歌创作的原貌。自王国维先生据北梦琐言中的记载将诗歌判定为秦妇吟后，中外学者对秦妇吟进行了大量的校勘注释工作，对秦妇吟的研究至今
48、不衰，这正是敦煌文学包括中原雅文学在内的一个典型例证。但不能否认，由于敦煌文书多为当地人抄本，所以更多地保留了敦煌俗文学的形式与内容，使俗文学成为敦煌文学的主要特征。敦煌俗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形式有变文类作品、曲子词、敦煌民间诗歌等。 变文类作品是敦煌俗文学中最具特色的文体。早期研究者通常用“变文”作为敦煌讲唱文学的统称，认为变文包括讲经文、缘起、传等一些类目，随着研究的继续深入，许多学者开始认为变文与讲经文等文体并不相同，应当区别对待，但由于目前最通行的变文集，如王重民、王庆菽等编敦煌变文集、潘重规编敦煌变文集新书及黄征、张涌泉的集大成之作敦煌变文校注等，都于“变文”名下，收录了包括变文
49、、讲经文、因缘、词话、诗话、赋等在内的作品，所以我们在此将它们统称为变文类作品，分别加以简单介绍。 讲经文通常被看作是变文的最初形式。随着佛教的传人，佛僧为了将深奥难懂的佛家教义解释给世俗人等，便使用各种方法对佛经进行通俗化的讲解，如通过杂序因缘、旁引譬喻、兼引俗典甚至指事造形、直谈闻见的方法来阐释佛经义理(“唱导”)，用抑扬顿挫的声调讽诵经文(“转读”)，于是形成了“俗讲”这种宗教说唱形式，而讲经文即俗讲的底本。 敦煌发现的讲经文有：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经文、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妙法莲华经讲经文、维摩诘经讲经文、双恩记、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讲经文、父母恩经讲经
50、文、盂兰盆经讲经文等。这些作品的题材全部从佛经中选出，多是对经文进行逐字逐句的阐释，但由于增加了许多虚构、想象、比喻、渲染的成分，兼之散韵相间，重复讲唱，往往深入浅出，亲切生动。如维摩诘讲经文，结构宏大，语言活泼，辞彩俊丽，颇具文学性，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 另外，按照俗讲仪式，在正式讲经之前，为了使听众专心听讲，一般先要宣讲“押座文”，讲经结束后，又要宣讲“解座文”。它们通常由诗句构成，句式以七言为主，篇幅在二三十句左右，读来朗朗上口。敦煌文书中有八相押座文、三身押座文、维摩经押座文、温室经讲唱押座文、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左街僧录大师压座文、佛说阿弥陀经押座文及其他不知名押座文、解座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