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五章第五章 明清时期的史学：经世与考据明清时期的史学：经世与考据第一节第一节 社会文化发展状况与史学发展社会文化发展状况与史学发展一、社会文化发展状况与史学发展一、社会文化发展状况与史学发展1 1、明清时期具备了清理、总结和研究自古以来古籍的条件：明清时期具备了清理、总结和研究自古以来古籍的条件：首先，私家藏书之风的兴盛为研究、总结史籍准备了物质条件；其次，明代以来出现的大批著名学者的博古倾向为后来的考据之风开了先河；第三，明代中叶以来的西学渐入，对开拓思路和改进研究方法有裨益；第四，文字狱的频繁发生使学者一般不敢染指近现代史籍的撰修，客观上是兴起博古和考据之风的一个原因。整理旧籍、汇编新书
2、和纂修专史整理旧籍、汇编新书和纂修专史自明代初年到清代乾嘉年代的史学，受时代的影响，自明代初年到清代乾嘉年代的史学，受时代的影响，呈现波浪式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时代：呈现波浪式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时代：明代明代明末清初明末清初清代清代二、明清两朝的文化政策二、明清两朝的文化政策 1、明前期的文化政策与学术思潮 以程朱理学控制思想 正统与变统 以文字狱威慑士人文字狱 以修书拉拢士大夫永乐大典 抄书成风 强调正名分与辩正统：强调正名分与辩正统：明代理学正统论的奠基者方孝孺（1357-1402）：明史学接自南宋以来的南方理学化史学，史学理论的首要问题为争正统论。正统和变统正统和变统:天下有正统一
3、，变统三。三代，正统也。如汉，如唐如宋虽不敢几乎三代，然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则亦圣人之徒也。附之以正统，亦孔子与齐桓，仁管仲之意欤？奚为变统？取之不以正。如晋,南朝宋,齐,梁之君,使全有天下,亦不可为正矣。守之不以仁义，戕之不以正，如秦与隋，使传数百年，亦不可为正矣。夷狄与中国，女后而据天位，治如苻坚，才如武氏，亦不可继统矣。二统立，而劝戒之道明，侥幸者其有所惧乎？此非孔子之言也，盖窃取孔子之意也。(方孝孺:释统上）正统：“前三代”:夏商周“仁义而王,道德而治”。“后三代”:汉唐宋“智力而取,法术而守”。君主有“恤民之心，则亦圣人之徒，附之以正统”。变统：即不用仁义来守业，残酷掠夺、虐杀生民，“
4、如秦与隋”“变统”之三，即“夷狄而僭中国，女后而据天位，治如苻坚，才如武氏，亦不可继统矣。”“夷狄恶其乱华，簒臣、贼后恶其乱伦。”“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明朱元璋法典大诰)永乐大典永乐大典：类书。明成祖永乐时，解缙等奉敕编纂，始修于永乐元年（1403），成于永乐五年（1407），参加编辑者达2169人。全书收集重要图书典籍达七、八千种，共22937卷（含目录、凡例60卷），装成11095册，约3.7亿字。编排依洪武正韵韵目，内容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经、天文、地理、医卜、戏剧、评话、工技、农艺等各类著作。元以前佚文，多赖之保存
5、。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也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文献大成，后改名永乐大典。清修四库全书时，从中辑录出如旧唐书，旧五代史，宋会要辑稿等约500种书。现存约810卷，370余册，其中国内约200余册。2 2、明中期以后学术思潮与史学发展、明中期以后学术思潮与史学发展 （1 1）王学兴起）王学兴起独立思考精神的提倡独立思考精神的提倡 “为学须得个头脑,工夫方有着落”(王阳明传习录)；“夫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王文成公全书答罗整庵少宰书)提倡提倡“五经皆史五经皆史
6、”:爱问:“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传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犠氏之史，书是尧舜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王阳明传习录)（2)2)私修史学兴盛私修史学兴盛 明黄宗羲：“余观当世，不论何人皆好言作史。”（南雷文定卷七谈孺木墓表）明钱谦益：“国史未立，而野史盛。”（初学集制科二）陈建修明代第一部编年体当代史皇明通纪(3)(3)明中后期的史学发展明中后期的史学发展 明中后期，社会经济发展，思想领域活跃。郑晓郑晓 王世贞王世贞 李贽李贽 焦竑焦竑3 3、明清之际的时政问题与史学发展、明清之
7、际的时政问题与史学发展 时政问题：出现了一大批讲究经世致用的学者和大师 (1)茅元仪、谈迁、陈子龙等人的撰述茅元仪武备志共240卷，汇集历代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军用物资等方面的史料。是一部资料丰富的军事学史。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508卷，汇集明初以来有关国家大计的论著，是有关明代政治经济的资料汇编。（2)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 从嘉靖、万历年间的“六经皆史”到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是明清时期史学的第二个阶段。前者是要抹去作为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的灵光，后者是要消除封建君主专制的淫威。这反映了封建社会晚期“穷则思变”的要求。4 4、清朝的文化政策、学术思潮与史学发展、清朝的文化政策、学术思潮与史学
8、发展（1 1）文化政策：）文化政策：“刚柔相济，宽猛并用刚柔相济，宽猛并用”大体延续明朝科举旧制大体延续明朝科举旧制，从四书、五经中出题，以八股文形式书写；兴文字狱；兴文字狱；文化怀柔政策文化怀柔政策（荐举山林隐逸、举“博学宏词科”等）：召文人修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四库全书等。寓禁书于修书：寓禁书于修书：修四库全书，“明季造野史者甚多，其间必有抵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东华录）(2)(2)清代学术和乾嘉考据清代学术和乾嘉考据 清代学术有经学，有浙东史学，有所谓清代学术有经学，有浙东史学，有所谓“桐城义法桐城义法”，有常，有常州学派。州学派。（章炳麟检论卷四清儒）“考据之
9、学,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江永,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浙东史学,“自明未有浙东之学。万斯大,斯同兄弟,皆鄞人,师事余姚黄宗羲,称说礼经,杂陈汉宋,而斯同独尊史法。其后余姚邵晋涵,鄞全祖望继之,尤善言明末遗事。会稽章学诚为文史、校雠诸通义,以复歆、固之学,其卓约近史通。”第二节第二节 明代史学明代史学一、官修史书弱，私修史书强一、官修史书弱，私修史书强（一）官修史书的弱化（一）官修史书的弱化 1、官修国史制度的不健全 史官：明初于翰林院设国史院，不久即废，仅以翰林院修撰等兼任史官。翰林院设学士1人，侍读、侍讲各2人。“学士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以考议制度，
10、详正文书，备天子顾问。凡经筵日讲，纂修实录、玉牒、史志诸书，编纂六曹章奏，皆奉敕而统承之。”“史官掌修国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礼乐、兵刑诸大政，及诏敕、书檄、批答王言，皆籍而记之，以备实录。国家有纂修著作之书，则分掌考辑撰述之事。经筵充展卷官，乡试充考试官，会试充同考官，殿试充收卷官。凡记注起居，编纂六曹章奏，誊黄册封等咸充之。”（明史职官志二)起居注：设罢无常。明太祖两设两废；明神宗时再设再罢。起居注时修时断。实录：纂修制度化。由皇帝钦命的总裁（内阁学士）、副总裁（翰林学士）总领，“建文、永乐间修太祖实录，博士、教授、训导、吏目及知州、知县等得为编纂官。宣德后，专以修撰、编修、检讨为史官，
11、自是非翰林不得预，一代记载专属词臣矣。”（明会要翰林院）国史：编修无成。明朝仅有万历年间一次国史纂修。明士大夫习惯成实录为国史。王世贞：“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弇山堂别集史乘考误一）正史纂修可考部分成果：正史纂修可考部分成果：杨继礼皇明后纪、嫔妃传吴道南河渠志焦竑国史经籍志郭正域明典礼志史继偕兵制志叶向高四夷志陈于陛国史乐律志杨继礼职官志陶望龄赋役志杨继礼嫔妃传陈懿典同姓诸王传、正史七太子传、正史庙祔十五王传、正史汉庶人传杨继礼外戚传陶望龄开国功臣传焦竑正史理学名臣传 2 2、官修史书成果、官修史书成果元史元史：洪武元年（1368）十二月，1370年二月两次诏修元史；以宋濂、王禕为
12、总裁，历时331天撰成。元史210卷，本纪47卷，志58卷，列传97卷，起铁木真称成吉思汗（1206），迄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钱大昕：“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盖史为传信之书，时日促迫，则考订必不审，有草创而无讨论，虽班马难以见长，况宋、王词华之士，征辟诸子皆起自草泽，迂腐而不谙掌故者。”（十驾斋养新录元史）天文、历法、地理、河渠四志材料珍贵。大明会典大明会典：孝宗弘治十年（1497）始修，李东阳、焦芳、杨廷和为总裁。十五年书成。后武宗正德、世宗嘉靖、神宗万历三朝皆续修。共228卷，记明代典章制度，以六部为纲，分述诸司职掌与事例、冠服、仪礼等，并附插图
13、。较明史各志为详。列朝实录：列朝实录：凡各种政治措施、军事行、经济措施、自然灾祥以及帝王婚丧、生子命名、祭祀、营造等有详细记录。这些材料来源既有档案作依据，又有史馆编撰的起居注、时政记、日历等为底本。修成13朝实录2925卷，崇祯实录由后人补辑。“实录所记，止书美而不书刺，书利而不书弊，书朝而不书野，书显而不书微。”（李建泰名山藏序）永乐年间重修太祖实录，称太祖欲传位成祖而非建文帝。永乐大典永乐大典的编纂的编纂（二）私修史书兴盛（二）私修史书兴盛 黄宗羲：“余观当世，不论何人皆好言作史，岂真有三长，足掩前哲？亦不过此因彼袭，攘袂公行，苛书足以记名姓，辄不难办。”（黄宗羲南雷文约谈孺木墓表）1、
14、私修“国史”众多 约从英宗始，朝廷的控制有所放松，私家撰述的野史逐渐增多。“实录外，野史家状，汗牛充栋，不胜数矣。”（谈迁国榷义例）“野史之繁，亦未有多于今日者矣。”（俞应益国榷序）明史艺文志史部：“正史类”著录110部，属“通史”者38部，其余均为“明史”；“杂史类”著录217部，“纪前代事”16部，其余均为纪明代事者。王世贞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弇山堂别集：王世贞（1526-1590），江苏太仓人，嘉靖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弇山堂别集100卷，为编纂当代史的一部分素材，分“述”、“考”、“表”三部分。“述”分盛事、异典、奇事三类，记明大事异闻；“考”记典章制度；“表”类似纪传体史书之表。保存太
15、祖、建文两朝秘事。王世贞认为“作史者一字之褒，片言之贬，不取一时，而取万世。非作史者之权与势能取万世也，盖是非之公在万世。”（纲鉴会纂序）“明自永乐世间改修太祖实录，诬妄尤甚。其后累朝所修实录，类皆缺漏疏芜。而民间野史竞出，又多凭私心好恶，诞妄失伦。史愈繁而是非同异之迹愈颠倒而失其实。世贞承世家文献，熟悉朝章，复能博览群书，多识于前言往行，故其所述,颇为详洽。”(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杂史类)“可以说(王世贞)是一个开创明代史学新局面的代表人物。王世贞在明代史学史上的位置,是由他批判理学化史学，提倡实证考信史学风确立的。”(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李贽李贽藏书藏书、续藏书续藏书:李贽李贽(1527-1
16、602)，福建晋江人。30岁以前在家乡读书，应考，外出谋生；30岁后为官从政，官至南京刑部员外郎，云南姚安府知府；54岁致仕归隐，潜心史学。神宗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明神宗万历实录)为罪，逮捕李贽，贽自尽。藏书68卷，略仿纪传体史著，载录战国至元亡历史人物约800名，材料多源于“正史”。评价人物不以“儒者相沿之是非”为标准，“一切断以己意”（藏书梅国桢传。续藏书27卷，只有列传，无世纪，专记明代人物，记明兴至万历年间400多人。对当代人、事无所忌讳。焦竑焦竑国朝献征录国朝献征录：焦竑（1541-1620），字弱侯，号澹园，江宁人。“博极群书，自经史至稗官杂说，无不淹通”（明史焦竑传），对当
17、代典志尤为注意。万历二十二年（1594），撰成经籍志，并收集各类素材。晚年专心著述，万历四十四年（1616），编成国朝献征录。国朝献征录120卷，为人物传记汇编。焦竑在史馆“殚日夜之力，取累朝训录及海内碑铭志状表传之属尽录之”，网罗洪武至嘉靖年间明宗室、勋戚、内阁以下文武百官以及隐逸之士、宦官的碑传材料，兼及少数民族及周边国家的记述，所记人物，依68门分类，征引皆注明出处。（国朝献征录前序）谈迁与谈迁与国榷国榷:谈迁(15931657)，原名以训，明亡后改名迁，浙江海宁枣林人。耗时30余年撰成108卷，500多万字编年体史著国榷。顺治七年(1651)再次完成 国榷的编纂。国榷是记载明代历史的一
18、部编年体史书。它所依据的是历朝实录，邸报和私人著述。对明实录的曲笔讳饰进行了揭露和批评。二、史学的通俗化二、史学的通俗化 1 1、史学通俗化的表现、史学通俗化的表现 节选、摘录本盛行：节选、摘录本盛行：姚允明史书10卷；杨以任读史四集4卷；新编历史教材：新编历史教材：张光启、刘剡通鉴节要续编30卷（两宋之际江贽通鉴节要30卷）成书于宣德四年（1429），刊刻于宣德七年（1432）；蒙学、乡塾读本：蒙学、乡塾读本：纲鉴易知录是清吴乘权编辑的简明中国通史读本。顾锡畴纲鉴正史约36卷，编年纪事，反映历史梗概；梁梦龙史要编10卷，杂采诸史之文，为正史3卷、编年3卷、杂史3卷、史评1卷，为传播简要历史知
19、识和令读者粗知史学表现形式。2、史学通俗化的原因与评价:(1)统治者对历史通俗读物形式的重视：太祖至宣宗，多令臣下编集历史读物，称“录”或“鉴”，目的是“善恶以为鉴戒”。太祖时编御制永鉴录1卷，凡6目。(2)民间对历史通俗读物需求增大：科举制影响；识字人数增加；印刷业发展。顾炎武对抄书风气的批评：“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也。班孟坚之改史记，必不如史记也。宋景文之改旧唐书，必不如旧唐书也。朱子之改通鉴，必不如通鉴也。至于今代，而著书之人几满天下，则有盗前人之书而为己作者矣，故得明人书百卷，不若得宋人书一卷也。“(亭林诗文集卷二钞书自序)三、三、“六经皆史六经皆史”思想的出现思想
20、的出现 王阳明：“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传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犠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传习录）王世贞：“天地间，无非史而已。六经，史之言理者也。”（弇州四部稿艺苑巵言一）“史学之在今日倍急于经，而不可以一日而去者也，故曰君子贵读史。”（纲鉴会纂序）李贽：“经、史一物也。史而不经，则为秽史矣，何以垂戒鉴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乎？故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
21、，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可也。”（焚书经史相为表里）第三节第三节 明清之际史学明清之际史学一、一、“实学实学”和和“经世致用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的史学思想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想：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想：清初学者比较看重历史和制度，喜欢谈“器”，认为历史上的人事和制度都是“器”，“道”隐藏在“器”里，没有“器”就没有“道”。实学的兴起，和重视“器”的观念，以及抬高历史文化的价值有关；清初实学的兴起还和明代的东林有密切关系，通过清初学者的“虚实之辨”才逐渐形成，1 1、批判空疏学风：、批判空疏学风：“自明中叶以后，讲学之风已为极敝，高谈性命，束书不观，其稍平者则为学究，皆无根之耳。”(全祖
22、望甬上证人书院记)造成空疏学风的主要原因：造成空疏学风的主要原因：科举利禄所致：科举利禄所致：“束书不观，转相传习，唯记诵坊间套语以猎科第”（薛应旂宋元通鉴义例）；当时读书人“于政体得失、人材优劣且不论，只历朝纪年及后姓陵名，知者亦鲜”。郑晓今言第74条“清谈清谈”风气所致：风气所致：“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日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
23、覆，宗社丘墟。”（顾炎武日知录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扭转空疏学风的方法扭转空疏学风的方法:顾炎武：“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亭林文集答李子德书)黄宗羲：“夫二十一史所载，凡经世之业，亦无不备矣”。(南雷文定补历代史表序)“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鲒埼亭集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读史不多，无以证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清史稿儒林黄宗羲传)“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元元本本，可据可依。”(鲒埼亭集甬上证人书院记)2 2、学以、学以“经世应务经世应务”顾炎武：真正的学术研究必须是“考百王之典”，
24、“综当代之务”，此方为“修己治人之实学”。“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日知录与人书二十五）黄宗羲：“道无定体，学贵适用，奈何今之人执一以为道，使学道与事功判为两途。”（南雷文定娄定庵小传）王夫之：“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读通鉴论卷六）“经世应务经世应务”的表现的表现 顾炎武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天下郡国利病书：“历览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编、说部以至公移邸抄之类，有关民生之利害者随录之，旁推互证，务质之今日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空言，曰天下郡国利病书。”（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碑）日知录日知录：“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
25、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刻者。”（亭林文集初刻日知录自序）黄宗羲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明夷待访录：“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圣人复起而不易吾方，可预信于今日也。”（顾亭林诗文集与黄太冲书）顾祖禹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读史方舆纪要：“祖禹之为此书也，以史为主，以志证之；形势为主，以理通之。河渠沟洫，足备式遏；关隘尤重，则增入之。朝贡四夷诸蛮，严别内外，风土嗜好，则详载之。山川设险，所以守国，游览诗赋，何与人事？则汰去之。”他认为要“先知地利，而后可以行军。以地
26、利行军，而复取资历于乡（向）导，夫然后可以动无不胜。”（纪要总叙）二、历史编纂学进一步发展二、历史编纂学进一步发展 1 1、黄宗羲的史学、黄宗羲的史学 明儒学案明儒学案62卷，记载有明一代学术思想发展概况，是最早、早完备的一部学术思想史著作。按学术传授系统，将214名明代学者按时代顺序，分各个学派成立19个学案。初期叙程朱之学和陆学；中期重点叙王学；末期立“东林”、“蕺山”两学案；另有“诸儒学案”，叙不属任何学派的方孝孺等43人。宋元学案宋元学案100卷，分宋、元为86学案，记宋元2000余名学者的学术宗旨和学术活动，体例仿明儒学案。全祖望序录具有发凡起例的总纲性质；于每一学案增设一表；每一学
27、案后，多载时人或后人评论。明夷待访录：明夷待访录：今本21篇，有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建都、田制、兵制、财计、胥吏、沿宦等，政论与史论结合。思想倾向：明夷待访录反映了黄宗羲的政治、经济思想；反对君主专制，主张以“法治”代替“人治”；主张工商皆本，平均土地思想；反对八股制艺，主张强化宰相权力，扩大学校作用等。“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梁启超：该书“对于三千年专制政治思想为极大胆地反抗”。2 2、王夫之的史论、王夫之的史论 读通鉴论读通鉴论30卷，根据通鉴所载史事，用评论历史的形式来发表自己政治主张和历史哲学的史论专著。作此书之目的
28、是从史书中寻找“经世之大略”。每卷以朝代为别，每代以帝王之号为目，每目下分若干条，共85目，约900条，卷末附叙论4篇，叙其写作意图和主导观点。宋论宋论15卷，详论有宋一代历史得失，以帝王之号为目，每目下分若干条。王夫之史论方法：王夫之史论方法：“引而申之，是以有论；浚而求之，是以有论；博而证之，是以有论；协而一之，是以有论；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道无方，以位物于有方；道无体，以成事之有体。鉴之者明，明之也广，资之也深，人自古取之，而治身治世、肆应而不穷。抑岂曰此所论者之一成形，而终古不易也哉！”（读通鉴论叙论 “推其所以然之由，辨其不尽然之实，均于善而醇疵分，均于恶而轻重别，因其时，
29、度其势，察其心，穷其效，所由与胡诸子之有以异也。”(读通鉴论叙论2)瞿林东：读通鉴论和宋论“这两部历史评论代表了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的最高成就，是这方面的总结性成果。”（中国史学史纲）杜维运：“较正史论赞更接近西方史学中之历史解释者，则王夫之读通鉴论、宋论也。王氏之读通鉴论、宋论，已无苏、吕史论之纵横捭阖之气，较诸正史论赞，亦精密深入，自其中可窥见历史演进之大端。盖王氏已具备极高明之历史解释艺术焉。此为中国以往学者所不曾道，尤非西方史家所能深知。”（清代史学与史家）3 3、顾炎武、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和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肇域志 “崇祯乙卯（1639），秋闱被摈，退而读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
30、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序）“舅氏亭林先生天授高才，继人绝学。当明之末，欲有所树立，迄不得试，乃退而读书以自见。有曰肇域志者，囊括一统志，二十一史及天下府州县之志书而成者也。继又摘其有关政事者，为天下郡国利病书。”(徐元文历代宅京记序)内容与体例内容与体例 天下郡国利病书记全国各地的疆域、形胜、关塞、兵防、农田、水利、特产、赋役等。“历览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编、说部以至公移邸抄之类，有关民生之利害者随录之，旁推互证，务质之今日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空言，曰天下
31、郡国利病书。”（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肇域志记全国各地的建置、沿革、形势、城郭、山川、道路、街市、坊宅、兵防、风俗、寺观、水利、贡赋、陵墓、郊庙等，有的府、州后有食货或职官二类。梁启超“是其著述动机，全在致用；其方法则广搜资料，研求各地状况，实一种政治地理学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特色与价值特色与价值 第一，许多内容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 利病书重点辑录兵防,赋税,水利三方面内容。尤其重视各地兵要地理。第二，文献资料与实地调查相结合 文献资料丰富:为了编纂肇域志，“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凡阅志书一千余部”。实地调查的细致：考察山川，访问风
32、俗。其“所考山川，都邑，城郭，宫室,皆出自实践”。第三，保存了大量的珍贵资料。主要是已经失传的明方志资料和许多稀有的地方史志。日知录：日知录：32卷，是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内容宏富，贯通古今，集读书笔记一千余条。自言此书为其“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的”呕心之作，历三十余年始成。编次不分门目，以类相从。著作宗旨：“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亭林文集与人书二十五首)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即经世致用。他认为做学问不能脱离现实，不能无补于国计民生，否
33、则将毫无价值。史学研究也要做到“鉴往训今”。日知录就是为了探讨吏治、赋役、典礼等古制的来龙去脉，以达到“规切时弊”的目的。经世主张:“治道”:批判君主专制：“保国者，其君、其相，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提倡地方自治：主张辟官、莅政、理财、治军四权“一归于郡县”。经济思想:认为调动人人为私的积极性，才能利国利民，主张藏富于民，以县为单位发展地方经济的思想，保持地方稳定，有利于封建统一。赋税制度：主张改进赋税之制，反对官府苛捐杂税。爱国思想，注意社会问题，主张积极变革。“保天下者，匹夫有责”治史特点：经世内容占了主要部分；古今源流与近世国情结合；文献与调查结合：“凡先生之游，以
34、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顾炎武对清代考据学的影响：顾炎武对清代考据学的影响：“清代考据学，以顾炎武为鼻祖。顾氏深恶明代理学家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于是提倡切实读书，博学于文，以从事于经世致用之学。其治学之方法，极为客观，普遍网罗证据，严格批评证据，由证据而得结论，不自结论而寻找证据。当时此为一崭新之治学方法，流传甚为普遍，效法之人前后相望，于是被称之为考据学。迄于乾嘉，遂至极盛，乾嘉时代之
35、经学家史家，鲜不以顾氏为宗师，历史考据学派之形成，顾氏与有影响力量焉。”（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4 4、顾祖禹、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读史方舆纪要 顾祖禹（1631-1692），字瑞五，一字复初，号景范，江苏无锡人，因其父入贅常熟谭家，故生于常熟，又自称常熟人。后迁居无锡城东宛溪，学者称为宛溪先生。好学不倦，尤好地理之学。遭亡国之变，随父徙居常熟虞山，其父临终嘱其“掇拾遗言，网罗旧典，发舒志意”（读史方舆纪要总叙），撰作历史地理之作。自康熙十三年（1674）起，游于闽、浙，旋馆于昆山徐乾学家，参修清一统志，但不受清官，不署名。读史方舆纪要130卷。卷1至卷9，历代州域形势九卷，以朝代分卷，依次叙述
36、各代政区及沿革；卷10至卷123，以明末政区分卷，依次叙述各省（两直隶十三布政使司）以至下属府州县的形势、疆域、沿革、山川等，各县载有编户里数，有关史事附述于各省地名之下，各省卷首皆冠有概论形势的总叙；卷124至卷129，川渎六卷，采录与考辨春秋以来历代地理有关记载，叙述水道变迁；卷130，天文“分野”，叙述春秋以来地志有关星宿分野之说。附有方舆图说5卷，为15省与九边、黄河、海运、漕运，以及朝鲜、安南、海夷、沙漠等地图和沿革建制简表。“纲目体”，自撰纲要，自注，正文顶格，注文低于正文。著书目的：“孙子之言，固言地利者，行军之本；而乡（向）导者，地利之助也。先知地利，而后可以行军；以地利行军，
37、而复取资于乡（向）导，夫然后可以动无不胜。”（纪要总叙）“天子内抚万国，外莅四夷，枝干强弱之分，边腹重轻之势，不可以不知也；宰相佐天子以经邦，凡边方利病之处，兵戎措置之宜，皆不可以不知也；百司庶府，为天子总理民物，则财赋之所出，军国之所资，皆不可以不知也；监司守令，受天子民社之寄，则疆域之盘错，山泽之薮慝，与夫耕桑水泉之利，民情风俗之理，皆不可以不知也；四民行役往来，凡水陆之所经，险夷趋避之实，皆不可不知也。世乱，则由此而佐折冲，锄强暴；时平，则以此而经邦国，理人民，皆将于吾书有取焉耳！”（同上）其经世思想为人称道：“诚古今之龟鉴，治平之药石”（纪要吴兴祚叙）；“其深思远识，有在言语文字之外”
38、（纪要魏禧叙）；梁启超：“盖偏于军事地理，殆遗老谋匡复所将有事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施丁、顾诚：梁启超所论“乃推测之词，难成结论”；“祖禹很重视地理与军事的关系。”（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教本）仓修良：“具有极为浓厚的军事地理特色”（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瞿林东：此书“是一部以地理为基础、以阐明军事上的成败为主要内容、以总结政治兴亡为目的的巨著”。（中国史学史纲）第四节第四节 清前期史学（清前期史学（18401840年前）年前）文化政策：“刚柔相济，宽猛并用”大兴文字狱 召集大批文人编集古代典籍 皇帝严格控制修史（官修）一、官修史书成果众多，规模宏大一、官修史书成果众多，规模宏大 1、清朝
39、的修史制度 起居注馆：康熙九年（1670）始设，由经筵日讲官来专职编修起居注。编修起居注制度于康熙58年（1718）废止，雍正元年（1723）恢复。翰林院：设掌院学士二人，侍读、侍讲二学士，修撰、编修、检讨。掌院学士掌国史笔翰，备左右顾问；侍读学士以下掌撰著记载，主要指祭祀祝文、册立册封册文、赐内外官文书等；遇修实录、史、志，充提调、总纂、纂修、协修等官；国史馆：隶翰林院，设总裁及其他纂修、协修人员；方略馆：清代特设，隶军机处，专修“方略”。另有“三通馆”等临时机构，成书即罢。2 2、清朝所成官修诸史、清朝所成官修诸史（1）实录 成书12部，满洲实录、太祖实录、太宗实录、世祖实录、圣祖实录、世
40、宗实录、高宗实录、仁宗实录、宣宗实录、文宗实录、穆宗实录、德宗实录。（2）明史 332卷，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顺治二年（1645）开馆，雍正十三年（1735）定稿，至四年（1739）刊刻进呈；其中康熙十八年（1679）重开史馆，共历时95年。万斯同（1638-1702），字季野，号石园，浙江鄞县人。博学强识，尤长于史，“自两汉以来，数千年之制度沿革，人物出处，洞然腹笥。于有明十三朝之实录，几能成诵。其外，邸报、野史、家乘，无不遍览熟悉，随举一人一事问之，即详述其曲折始终，听若悬河之泻。”（黄百家万季野先生墓志铭）早有志仿通鉴写明代编年史。康熙十八年（1679），总裁徐
41、元文欲荐之入史局，力辞不就。后秉父师之教，以布衣参史局，不署衔，不受俸。“吾所以辞史局而就馆总裁所者，惟恐众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乱贤奸之迹，暗昧而不明耳。”（钱大昕万先生斯同传）当道尊其学，只得应允，延至徐元文家，史馆纂修官史稿送到，皆由万斯同审定。后继之总裁，亦以礼相敬。成明史稿，卒于北京。编纂特点：编纂特点：（1）纪传四体：为建文帝、景帝立纪，特立“宦官”和“土司”，“刑法”以厂卫终之，艺文志仅载当代艺文；独创七卿年表；列传设阉党、流贼、土司；（2）首创正史设图之例：历志增图（3）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忠义传多至七卷评价：评价：赵翼：“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
42、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廿二史札记明史）“惟其修于康熙时，去前朝未远，见闻尚接，故事迹原委，多得其真”。参考材料丰富：实录，邸报（各衙门公文），明会典及大量私人著作。“二十四史二十四史”修史思想的演变：修史思想的演变：“简言之，二十四史纂修，思想凡四变：自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一变而为宣汉之美，断代为史；自为在身之龟镜再变而为以史治心求至治，自实录直书变而为转事褒贬；三变而为辨正统，最后变而为国灭史不灭。”谢保成中国史学史（三）（3 3）续）续“三通三通”和和“清三通清三通”仿“三通”体例，惟清朝通志纪、传、年谱省而不作，二十略之目，与郑樵本书同，内容据清
43、代社会实际有所增删。（4）清会典：为记载各机构行政规章、事例的政书。凡修五次：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朝。嘉庆、光绪朝所修有“会典图”。“夫会典所载，皆百臣奉行之政令，诸司分列之职掌，即官礼诸制，无不条悉其中。”（魏象枢寒松堂集圣朝大典既行亟请更定会典以明职掌以悬国制事）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清以例治天下，一岁汇所治事为四季条例，采条例而为各部署则例。新例行，则旧例废，故则例必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采则例以入会典，名为会典则例或事例。”（5）大清一统志 康熙大清一统志，始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成于乾隆八年（1743），历时57年，共计356卷；乾隆一统志，始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
44、），成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历时20年，全书424卷（四库全书总目记为500卷）；嘉庆重修一统志，始于嘉庆十六年（1811），成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历时31年，全书500卷。三次修撰“一统志”，代表中国地理总志的最高成就，带动了各地方志的编修二、私人治史的博古倾向及考据学的盛行二、私人治史的博古倾向及考据学的盛行（一）私人治史博古倾向出现的原因 清统一后百年经济繁荣，政局稳定；文字狱；皇家垄断史部各主要门类；皇帝有意提倡汉学，反对宋学：“有讲学必有标榜，有标榜必有门户，尾大不掉，必至国破家亡”（清高宗御制二集）；“汉唐儒者，谨守师说而已，自南宋至明，凡说经讲学论文皆各立门户，大抵
45、数名人为之主，而依草附木者嚣然助之，名为争是非，而实则争胜负也。人心世道之害，莫甚于斯。”（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清儒所谓清儒所谓“汉学汉学”和和“宋学宋学”：“汉儒专言训诂，宋儒专言义理。”（江藩国朝宋学渊源记伍崇曜跋语）两汉至唐代（尤其是东汉延续到唐初的古文经学）的学术为“汉学”；宋元明三代的思想和学术主流为“宋学”。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清代考据学家，自认为所做学问为纯粹的“汉学”，在治学旨趣上迥异于“宋学”。（二）乾嘉史学的成就（二）乾嘉史学的成就 1、对旧史的编订、整理、辑佚、校勘与辨伪 2、乾嘉“三大考史家”（1）王鸣盛十七史商榷 王鸣盛（1722-1797），字凤喈，又字礼堂，号西庄
46、，晚年又号西沚居士，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乾隆十九年（1754）以一甲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数年内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二十八年（1763），以母丧还乡，至此止于仕途，定居苏州，专事著述。青年以诗文得名；前半生以治经为主，师友于惠栋；后半生以治史为主。代表作为十七史商榷。十七史商榷十七史商榷100100卷卷 考订“史”、“汉”至新五代史的17部正史（实为19部，加旧唐书、旧五代史）。“自序”云：“十七史，上起史记，下迄五代史，宋时尝汇而刻之者也。商榷者，商度而扬榷之也。海虞毛晋汲古阁所刻行世已久，而从未有全校之一周者，予为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又举其中典制事迹，诠解蒙滞，审核踳驳，以成是书，
47、故名曰商榷也。旧唐书、旧五代史，毛刻所无，而云十七者，统言之，仍故名也。若辽、宋等史，则予未暇及焉。”（十七史商榷序）文字校勘：用各种版本，并参群书校阅；考证典章制度：重点是地理和官制；评论史书：“治经断不敢驳经，而史则虽子长、孟坚，苟有所失，无妨箴而砭之。”对十七史的体例、内容以及作者，都作评论。评论历史人物和事件：多有不同于古人的认识 治学方法：“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史记集解分八十卷）；“读史宜专心正史。世之学者于正史尚未究心，辄泛涉稗官杂说，徒见其愚妄”（后汉书年表）；司马光通鉴“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因此书“究以十七史为依藉”（通鉴与十七史不可偏废）。不足：不足：
48、谩骂前人，部分条文不够精审：李慈铭说王呜盛治史“矜气，好诋评，心又不细”（越缦堂读书记综合性笔记）。如称李延寿“庸妄”、陈振孙“小儒”、郑樵“妄人”、颜师古“谬妄”等；陈垣对商榷不够精审之处多有指出（书十七史商榷第一条后，大公报1946年10月16日文史版）；治史的局限：博古，未考辽、宋、元、明等史；掌握资料不足，如卷1史记所本条，作者据汉书司马迁传赞文字指出史记的资料来源，但史记所反映的许多材料则均未采用。王鸣盛搜集的各种史料约分两类：一类是文献记载，包括野史笔记、方志谱牒、诸子百家、诗文别集、佛道典籍等等；另一类是文物资料，包括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冢墓祠庙伽蓝碑碣断阙之文。两类材料可以互相
49、检照、互相印证，并且实际运用这两类材料进行“参伍错综，比物连类”的史学研究。（2 2）钱大昕）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廿二史考异 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征，号辛楣，又号竹汀居士，晚年自称潜研老人，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家境清贫，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皇帝下江南，赴行在献赋，召试，特赐举人；十九年（1754），与王鸣盛同举进士；累官右赞善、翰林院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入直上书房，迁少詹事、提督广东学政。参与续文献通考、续通志、大清一统志、热河志的编修。乾隆四十年（1775）丁父忧，退隐苏州，不复出仕，专心讲学、著述。著作颇丰，史作有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元史氏族志、元史艺文志等，潜
50、研堂全集汇其史作和诗文之作。廿二史考异廿二史考异100100卷卷 序：“予弱冠时好读乙部书，通籍以后，尤专斯业。自史、汉迄金、元，作者廿有二家，反覆校勘，虽寒暑疾疢，未尝少辍。偶有所得，写于别纸。丁亥岁（乾隆三十三年，1767），乞假归里，稍编次之。岁有增益，卷帙滋多。戊戌（乾隆四十三年，1778）设教钟山，讲肆之暇，复加讨论。”编纂体例：先列各史纪、志、表传标题；标题之下列考证诸条：先录原文，接续列出证据，指其异同疑误，间或写有按语，判明是非。考史方法：（1）取证：汇集材料；（2）比较：以断定史籍记载的真伪与是非；（3）专题考索考史重点：“予好读乙部书，涉猎四十年，窃谓史家所当讨论者有三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