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礼学系列课程之第一课礼学的基本知识礼学系列课程之第一课礼学的基本知识作者：殘石散人（李冠云）整理人：姚近复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九月廿一日壬午 耶稣2015年11月2日全国高校国学联盟诸君：受邀于今日与诸兄共同学习礼学，前几日也曾说过，本群在诸君未来之前，已经说过不少礼学内容了，但现在只有再次重新开始。今天，我们涉及三个内容：什么是“礼学”？从古至今为什么这么多人穷首皓经研究礼学？以及礼学的大体历史传承。抛砖引玉，与诸君商榷。礼者，履也，体也。实践谓之履，即人生行为之法则；立本谓之体，乃民族、国家、人群之秩序。“礼”，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要素，是一种寓教于“美”的文明教化方法，是华夏文明所
2、特有之人文内涵与形式。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象，她蕴含中国古代文化、历史、政治于其间，涵盖了中国传统文化之几乎所有面向。中华文明之渊薮，一切莫不由是而发端。儒家提倡道德礼治，反对专任刑罚，儒家所有的重要理念均是通过“礼”来体现。这个问题在儒学元典里面随处可见。那么，礼是什么？礼记曲礼云：“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如前所说，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象，她蕴含中国古代文化、历史、政治于其间，涵盖了中国传统文化之几乎所有面向。中华文明之渊薮，一切莫不由是而发端。礼，
3、在中国文化里面，非但文明与野蛮的区别，更是一切社会活动的规范准则、伦理准则。礼记曲礼云：“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 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 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此之谓也。孔子删订六经，其中之一就是春秋。是书在中国历史上尤其著名、尤其重要。后世所谓“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俱”是也。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最后写了一篇太史公自序，其间，有关于孔子为何作春秋之讨论，有兴趣者可以查阅。太史公认为：孔子作春秋，本意在于以史为鉴、防微杜渐。春秋之际，礼崩乐坏。儿子杀父亲、
4、弟弟杀兄长、儿子杀母亲，天下大乱，率兽食人。孔子正是把这种现象这种悲剧记录下来，警惕后世。而春秋这本书，体例与众不同，相信这里面接触过此书的不在少数，春秋记事极其简单，有的就是寥寥几个字、且述而不论。给后人留下无限空间。这就是著名的“春秋笔法”，文辞隐约、褒贬深寓，一字而不可更易。当然，也有相反意见者，就是那位著名的王介甫王安石，他说春秋“断烂朝报”、毫无价值。唐昌黎先生韩退之，解释孔子作春秋时说，实则是孔子以“礼”，来“严夷夏之防”。 “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愈认为孔子的夷夏之防之说，就是在于“礼”，无论是以夏变夷还是以夷变夏，这是关乎到人类文明和历史进
5、步与退化的关系。这就是孔子作春秋的根本立场之所在。先秦礼乐大师荀卿曾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先祖者类之本、君师者治之本。礼乐制度正是为着处理人与神、人与鬼、人与人之间的三大关系而制定。而在这“三本”之中，人，才是唯一的主导因素。礼记曲礼有云：“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礼闻取于人，不闻取人。”所以，“礼缘人情而作”，基于“人性”而制定。尊重人性，这正是礼乐制度和中国文化的最大特点。补充一句：在中国文化里面，“礼乐”二字，是中国文化、中华文明的代言词。二者是相通 的中国文化里的“礼”，绝不是单纯一个“礼貌”或“礼仪”所能解释的。曾有人想将中国的“礼”介绍到西方去，但令所有译者苦恼的是，在西方语境
6、中找不到任何一个与中国“礼”对应的词汇：有将其译为etiqutte（礼节）者；有译作ceremony（礼仪）者；有译作ritesandregulations（典礼，习俗、规则）者,有译作manner（仪节）者，有译作ritual（仪式）者，甚而有译作custom（风俗）者。这都只译出了“礼”的部分义项，而未能全面准确表述“礼”的内涵与真谛。一代儒宗钱宾四先生说：“在西方语言中没有礼的同义词。它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正因为西语中没有礼这个概念，西方只是用风俗之差异来区分文化，似乎文化只是其影响所及地区各种风俗习惯的总和。如果你要了解中国各地的风俗，你就会发现各
7、地的风俗差异很大。即使在无锡县，荡口的风俗也与我在战后任教的荣乡不同。国家的这一端与那一端的差别就更大了。然而，无论在哪儿，礼是一样的。礼是一个家庭的准则，管理着生死婚嫁等一切家务和外事。同样，礼也是一个政府的准则，统辖着一切内务和外交，比如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征兵、签订和约和继承权位等等。要理解中国文化非如此不可，因为中国文化不同于风俗习惯。”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礼”为中华文化所特有，有其特定的内涵和语义。徐复观先生在中国人性论史里说，“礼在诗经时代，已转化为人文的征表”，并且是“当时一切道德的依归”。对于“礼”，著名礼学家钱玄在三礼通论中则以“上古文化史”概括之；有台湾学者如是总结
8、：“礼学实际上是中国最古早的学术总成。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以及中间所有的人事，都是礼学的范围。”与西方相较，中国的“礼”涵盖了伦理、道德、风俗、规范、法律等多个面向，而西方语境下的单一对应项（counterpart），是无法全面准确地传达出“礼”的含义的。其实西方所谓的文明和秩序、乃至于教育、司法、税赋、兵役、民政等等名目，在古代中国皆属于礼的范畴。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礼”，岂是磕头行礼、山呼万岁那么简单？“礼”岂是一个“礼教”就能轻易概括的？“礼”又岂是一句“打倒旧礼教”所能轻易否定的？钱宾四先生说得好：“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来看中国文化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礼、及礼乐文
9、明的道德内涵，正是贯穿中国传统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条主线，是抟聚和维系中华民族的重要纽带。这一点，尤其重要，不可不察“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把“礼”作为区别人与动物、文明与野蛮的标准，是整个人类文明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如前所说，礼记曲礼句：“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可以说已总括了“礼”对社会治理、人伦关系的功用。先秦诸子在人性论、宇宙论、治国方略、历史观上容或有大的差异，但他们对“礼”的尊奉、肯定，是几无二致的尽管对“礼”的解读，他们会有千门万户的差异。孟子离娄下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
10、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庄子天下说“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这便肯定了“礼”在治国方略和伦理规范中的奠基作用。太史公司马迁作史记，也如是总结“礼”的意义：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早于太史公的董仲舒也曾说：“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这些，不仅呼应了“礼者，天理之节文”的说法
11、，也把“礼”作为教育科目正式揭橥出来。东汉郑玄则说“礼，所以节止民之侈伪，使其行得中” 。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礼”治社会。礼，是古代的典章制度、道德规范和伦理规则，更是自天子以至庶人的一切行为标准和要求。礼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儒学典籍蔚为大观，无一不阐释着这个文化内涵。传统之礼，对于古人来说，是“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 ，“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 的“疗疾”良方。礼是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准则。其对人的作用，可以变化气质，涵养德行，提升境界。要想期于天下之大同，就必须把每一个人都教育成身心和谐的人，而这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礼”密切相关。诗经云：“周道如矢，其直如砥。君子所履，小
12、人所视。”将“礼”的实践主体赋予具有贵族、道德、知识等多重身份的“君子”，正是我国古典时代独特传统之精髓。1983年，一代儒宗钱宾四先生在对来访的美国学者邓尔麟谈中西文化之区别时，钱先生说，中国文化说到底只有一个字，那就是“礼”！礼，是中国人一切行为的准则，体现着中国文化的特殊性。“礼者，敬而已矣。” 礼的精神、礼的核心要义，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敬”字，无敬则不成礼。“诚于中，形于外”，内心诚敬，表现出来的一言一行就会恭敬。人只有“动必以礼”，才能“不背於道”。礼记曲礼篇开篇第一句话就是“毋不敬”，可资前人用意之所在。孔颖达疏亦说“毋不敬者，人君行礼无有不敬，行五礼皆须敬也。”“夫礼者，自卑而尊
13、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礼记曲礼上）传统之礼，无不以敬畏、恭敬、谦卑和“自卑而尊人”为前提和出发点的。钱宾四先生说得好：礼是以对方的存在并且心存敬意作为前提的。但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在诸多原因之下，我们丢失了很多可以承载中华民族人文品格和精神气度的优良传统，而这其中尤以“礼”的丧失，最为触目惊心！孔子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在中国文化里，礼，可以“经国家，定社稷”，所以礼记哀公问说“为政先礼，礼为政本”。左传上内史过以礼为国干，荀子则说“国之命在礼”。礼，是中国文化极端重要的一个内容，它不但贯穿整个中华文明史，更使古代中国社
14、会秩序得以维持。不仅如此，礼还是古代法律的重要支撑。以礼入法，是中国法律史上的一件大事，更是中国古代法系的一大特点。儒家思想支配了一切中国古代法典，这是中国法系的一大特色。古人所谓“明刑弼教”，说的正是以法律制载的力量来维持礼，加强礼的合法性和强制性。所以，礼记仲尼燕居上记载了孔子的说法“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在儒家看来，国之治乱，全系于礼之兴废。礼有如此的社会实践的功能，足以维持儒家所期望的的社会秩序，而达到儒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所以儒家极端重视礼，欲以礼为治世的工具。所谓礼治，断不是说仅凭一些抽象的伦理上道德上的原理原则来治世之谓，这是我们所应该注意而深思的。五四以
15、来，反传统者多侈言“打倒旧礼教”，他们确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百年以降，他们却并未建立起一套新的人们普遍尊奉、圆融无碍的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反倒是在“旧礼教”、“旧礼法”仍然大量遗存的华人国家和地区如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北美侨界，我们仍能感受到中华文化中“礼”的浓重痕迹，它们与所谓“现代社会”也无缝融合，并未产生抵牾枘凿。我们读萧公权问学谏往录，便能感受到即使在五四反传统狂潮过后，“旧礼教”仍能拨动知识人的一瓣心香。礼记礼运篇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上古时期，先民们的原始祭祀，其贡献的猎物作礼品、击土
16、鼓而作乐，便是最早的礼乐仪式。至五帝时期，虽然古天子的领袖地位和递相禅让产生了“礼”的意识，但是礼的制度尚未产生。到了夏朝，由于“天下为家，各亲其亲”，于是“大人世及以为礼”，“礼义以为纪” ，礼仪制度才逐渐建立。夏礼因文字记载和考古材料的缺乏，已难知其详；商礼则由于殷墟考古的大量发现，以及史记殷本纪有较多的记载，已彰彰可考。而华夏民族真正系统完备的礼制，是成于被孔子赞叹为“郁郁乎文哉”的西周时期 。尚书上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候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周公功成作乐、事定制礼。“周因于殷礼” ，礼制集前代之大成，此“天地之和、天地之序” 也，
17、更是中国人文精神的重要奠基和开端。在华夏礼乐文明形成的过程中，“元圣”周公是最重要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他不仅将远古至殷商的礼乐加以总结和发展，形成系统化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以“礼”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和核心，与此同时并注入“敬德保民”德治思想的因素，使其具有道德伦理的深刻内涵，这也是中华文明最耀眼的地方。周公制礼作乐的大旨，其实正是要从制度上追慕尧舜之治，以期建设道德礼制为主要目的。诚如王国维先生在其殷周制度论所说“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周公之后，“至圣”孔子则是发展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其贡献一是继承、推广和宣扬礼乐文明，整理和传播了记载古代礼乐文明的经典文献；二是以礼乐为
18、解说对象，着力彰显礼乐文明的精义，强调礼乐文明的人伦教化和治世之功，以期重建周代的礼乐文明。周代的礼仪、典章、制度取法乎夏、商，并发扬光大之，非独是后世儒家心中理想的制度，更是中国礼乐文化的成熟期。诗书礼乐是周代的王官之学，又称古之四教，教育的权利掌握在王官手上，为当时极少数的贵族所独享。而正是孔子的“有教无类”，才打破了这种贵族教育，开创了人类历史上平民教育的先河，这是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周公制礼作乐，成为华夏千古之规范，时虽变迁，然其主旨不变，其精髓已深入中华民族之骨髓；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业” 。他正是看到了三代文化的精髓才会发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
19、礼，天下归仁焉” 的感叹。“礼，体也。言得事之体也。” “礼”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与“仁”密切相关，他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限制；到了孟子更把仁、义、礼、智作为人基本道德规范的“四端”，礼为“辞让之心”，成为人的必备德行之一。“德治”思想是儒家思想的主要政治理论，也是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政治伦理。其核心就是倡导“宽民”，而所谓“宽民”则包含了“不失节”、“不违民时”、“长幼有序”等内容。礼器曰：“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而对于个人来说，礼，则是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根本，也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标准，故曰：“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孔
20、子称尧颂舜，寄寓着他希望在现世实行有如上古那样的仁德之政，以实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的社会理想。孔子在史上首倡“仁者爱人”，又以“爱亲”为“仁”之本，正是呼应着三代之文化传统精髓，这也是儒家以上古文化传统为“历史基因”与内在理论的主要依据。通过其言“礼”论“仁”，把“礼”“仪”从外在的规范约束解说成人心的内在要求，提升为生活的自觉和人情日用之常。“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无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 。所以，礼的教化作用是从看不见的地方入手，其禁止邪恶是在邪恶萌芽状态的时候，它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日积月累地弃恶扬善。中国文化正是这样，抓住了人的本质，行“德治”
21、于无形。世界各国各民族间的文化自有相异，而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就是教人怎样去做一个人。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把“仁爱”作为终极目标引领人类向善，以期天下之大同，这同样正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共同追求和愿景。礼，节外而“治躬”；乐，节内而“治心”。 在中国文化里，和“礼”同样重要的还有“乐”。 “礼乐皆得”，方“谓之有德”。中国文化，礼和乐相辅相成，二者不可偏废。遗憾的是，礼经（现名仪礼）存世，乐经亡佚。“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 。礼记乐记云：“乐者，非谓黄
22、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同时，在儒家看来，声、音、乐是三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分别对应禽兽、庶民和君子。乐的大节是德，这是有着严格价值取向的、道德教化功用的乐曲，故而“德音之谓乐”。儒家极为看重“乐”对人的影响和教化，认为以君子之道作为主导的乐音有益于人类文明；而以满足感官刺激作为主导的乐音，会将社会引向混乱，孔子批评“郑声淫”就是这个意思。而高层次的乐音是天道的体现，使人享受音乐的同时，受到道德的熏陶，涵养心性，这是入德之门，更起着教化之功。所以，在儒家看来，只有合于道的音，才能称为“乐”。是故“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 。乐道通乎天人之际，与礼平行而治世。周公功成作乐、事定制礼，此“
23、天地之和、天地之序”也，更是中国人文精神的重要开端。周公之后的3000年不断延续了这种礼乐概念，使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礼乐文明之谓。在中国文化里，礼与乐，一体两面，都是德教之体现。孟子公孙丑上说：“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左传文公七年：“义而行之，谓之德、礼。无礼不乐，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谁来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左传成公二年“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乐记有“审乐以知政”，可见礼乐皆可知政。“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据礼乐而知政治德教，即使在百代以后去评价百代以来的君王，“莫之能违也”。中国史上，每“乐”失“礼”则
24、弊，“礼”弊则天下乱。在礼记乐记里，尤其说明“乐”对于人心和政治的内在作用：“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在儒家看来，天下问题，归结皆在于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民生，什么是情操，什么是美。“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 儒家积极倡导礼乐的相互作用，正是从尊重人性和陶冶人性的功能方面，总结了人类精神文明进程中的一种无所行踪、且又不可忽视无可替代的渗透力量，而这种力量的核心就是道德教化。“礼”、“乐”相提并论，就是因二者之结合，才能起到平衡与调和的作用。礼，讲的是秩序；乐，讲的是和谐。礼记乐记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
25、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所以，“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 中国文化就是这样通过礼与乐的相互配合作用，实现了秩序性与和谐性的统一。礼乐交互为用，正是这种教化之力，遂成中华文明于大成。华夏先民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形成了高尚的道德准则、完整的礼仪规范和高贵的民族基因，早已融入这个民族的血脉之中。礼乐文
26、明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有其蓬勃而强大的生命力。“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儒家认为，社会秩序的维持需要礼乐教化为先，刑法为后，而行政手段则是推行教化的手段。在华夏民族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乐文明，作为中国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的人文素养和民族精神的塑造起到了决定作用。两千多年来礼乐文明成为儒家思想和中华文明的根本支撑，是中国文化最主要的理论基础价值标准，更是中国人文精神最完美的体现。王国维先生在殷周制度论中说：“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
27、之团体。”诚如有学者所说：“没有周公，就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礼乐文明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而没有儒家，中华文明则就会是另一番精神状态。”而百年前的那场所谓“打倒孔家店”的闹剧，其目的则正是要“全盘西化”，这“对于孔子而言是一项冤案、对于民族而言是一项怀念、对于国家而言是一项国耻”！文化，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和生命之所在，一个失去了自身文化的民族，所面临的注定将会是一个漂泊无根。钱宾四先生在中国文化十二讲中有一段话说的很好：“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它能绵延繁衍，必有一套文化传统来维系、来推动。倘使一民族本身无文化，专待学别人，其前途必有限，其希望亦黯淡所以我们必须自尊自发，大家一致同心，来
28、响应复兴中国文化这一伟大的号召，这是有关国家民族将来前途最基本所在今天我们第一能不谩骂中国文化，第二能从各方面去认识中国文化，那就前途无量。”结合到我们个人，看到中午有兄台谈到“格物”，其实这个意思都是相通的。孔子说过，我们身上有两种东西，一是质，本质，像勤劳真诚孝顺，这是质；二是文，现代社会与人交际，说话文雅，举止有度，处事得体，让人感觉舒服。一个人身上这两种东西常不对称。孔子说，“质胜文则野”，率性，给感觉是粗野，不讲究；相反的是“文胜质则史”，一看到人就客气让你受不了，为人不实在，娇柔做作，毫不实在。“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与质均衡发展，像老虎的花纹与体魄搭配得好，相得益彰。两个都有，
29、才能成为君子。孟子也有话：“君子异于人者，在其存心也，”看你心里存的是什么，只存有钱，就成不了君子，有两样：“君子以仁存心”到一个地方就关注弱势群体；“君子以礼存心”还得装着礼。装着爱会尊敬把两样存在心情里，慢慢就会成为君子。这近乎题外话了。呵呵前面说了一些“礼”的重要性，那么，“礼学”主要是什么？又是怎么传承的呢？首先我们需要解释一个“三礼”的概念唐虞之时，以天、地、人为“三礼”；而后世所说的“三礼”，则是指三本书仪礼（原名礼经或礼）、周礼（原名周官或周官经）、礼记。“上古之时社会蒙昧，圣王既作，本习俗以定礼文。”关于礼经的成书年代及作者，古来莫衷一是。古文经学家云出自周公，若崔灵恩贾公彦朱
30、子胡培翚等；今文经学家则认定此乃孔子所作。若太史公司马迁、班固、及至清人皮锡瑞、梁启超等人均持此说。周礼之作者与仪礼颇为类似，古文经学家也是认定为周公所作，古文家认为，周公“制礼作乐”之“礼”，正是礼经与周官经。周公损益三代之制，仪节详备、词意简严，非周公而不能为之。关于这个问题，乃学界聚讼，难以定论、也没有定论。秦皇焚书，礼经缺失。至西汉初，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即今仪礼）。汉景帝时，河间献王得古文礼五十六篇，记一百三十一篇，其中有七十篇与高堂生名同而文异。仪礼，十七篇三千余条文，详细记载了先秦时期饮食起居、揖让进退之礼仪典章。此乃礼之本经，更是中国最早的礼学文献，她蕴含先秦时期的宗法制度、伦
31、理思想、生活方式、社会风尚于其间，为研究华夏上古信息不可或缺之典籍。后来传授士礼的情况大致为：萧奋传孟卿、卿授后苍，然所传仅十七篇，所余三十篇曰佚礼；后苍说礼作曲台记，授戴德、戴圣、庆谱，二戴为叔侄，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庆谱授夏侯敬，数传至曹充，曹充传子褒。戴德授徐良，戴圣授桥仁、杨荣。戴德删古礼记（即孔门弟子所编）二百四十篇，得八十五篇，曰大戴礼记；戴圣再删大戴礼记得四十六篇，是为小戴礼记。后马融复增益三篇，合为四十九篇。礼记，顾名思义，乃礼之记。礼记就是解释仪礼所未明和补充仪礼所未备，其多数篇章可能都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汉书艺文志）。她博采孔门弟子讨论礼制的文字，其许多文字牵
32、涉到个人之修身，是三本书中至今最多有可取的一本。周官经。为河间献王之时，李氏献周官五篇，惟缺冬官一卷，后以考工记补之。刘歆于新莽时始立周官经于学官，名为周礼。后来有贾徽、贾逵作周礼解诂，而卫弘、马融、卢植、张恭祖均治之，而尤以郑玄集其大成。周官，亦名周礼，是书记录了周代政府六个部门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的典章制度，这也是后世中央政府的框架础基。汉代经学，首推郑玄。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今山东潍坊市高密）。为东汉末年、也是汉代最伟大之经学家，史载其弟子数千之众。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群经，著有天文七政论、中侯等书，共百万余言，世称“郑学”，为汉代经学之集大成者。唐贞
33、观年间，列郑玄于二十二“先师”之列，配享孔庙。郑玄治小戴礼，为四十九篇作注，又注士礼（礼经）十七篇。可惜的是，郑玄的著作，大多都已经失传汉代以前，本无“三礼”之名，周官经、小戴礼本是与礼经相辅之书，而不得称之为“经”。自郑玄注三礼，“三礼”之名遂底定。这一点，请诸位注意东汉末年，凡说“礼”者，皆宗郑玄之注。自从魏王肃三礼解出，又作仪礼丧服传，专与郑玄立异。王肃，字子雍。东海郡郯县 (今山东临沂市郯城) 人。三国时曹魏著名经学家，王朗之子、司马昭之岳父。王肃所注经学在魏晋时期被称作“王学”，唐代时亦作为二十二先贤配享孔子。晋代说礼者，多宗王肃。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治礼学者，如徐遵明、刘献之、沈重、李
34、炫、熊安生等人，谓之“北学”；而何佟之、王俭、何承天、崔灵恩等人，谓之“南学”。其间，尤以崔灵恩之三礼义宗为精。此际，一时门户之见纷纭。再至隋唐，孔颖达出，摒弃南北二学之地域偏见，兼容百氏，融合南北，其礼记正义宗郑学，被李唐颁为经学解释之标准，中国经学历史上之从纷争到统一遂告终。唐人贾公彦之周礼以疏、仪礼以疏，亦宗郑学。宋儒治礼学者，有张淳仪礼识误、李如圭仪礼集释、杨复仪礼图等，而集大成者，首推朱子。北宋之时，王安石独尊周礼，废黜仪礼，朱子之仪礼经传通解因时而出，以仪礼为经，以周礼诸书为传，惟篇目不从仪礼。朱子卒，是书由朱子门人黄斡、杨复续成，此书实成于三人之手，但其观点却尽属朱子一人。此编可
35、称为古礼之大观，其所诠释说解，亦较为详尽，为宋代研究礼学之集大成者，与陈祥道之礼书及司马温公之书仪互为表里，足备考索有宋一代礼学研究之全貌。元儒吴澄作仪礼逸经传，汪克宽亦作经礼补佚，定为仪礼逸文，然其体例不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清儒：若徐乾学之读礼通考（由书名可知，其仅涉凶礼）；万斯大（学礼质疑、仪礼商、礼记偶笺）；蔡德晋（礼经礼传本义、通礼）；盛世佐（仪礼集编）；安溪李氏叔侄三人（李光地周官笔记、其弟李光坡三礼述著、其侄周礼训纂）；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江永（礼经纲目、周礼疑义举要、礼记训义释言、仪礼释例）；戴震考工记图；淩廷堪礼经释例；黄以周礼书通故。请代礼学有几个注意之处：秦蕙田五礼通考可谓
36、集“三礼”之大成；而有清一代，绩溪胡氏一门尤其著名：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翚，祖孙三人皆精“三礼”，世人崇为“礼学三胡”；自胡培翚作仪礼正义、朱彬作礼记训纂、孙诒让作周礼正义，三礼新疏其学术价值，皆超越旧疏。需要注意的是：有清一代考据风盛，在文化整理上清儒诚谓集大成者，然与文化之新开创不可等量齐观，尚需辨别视之。当然，上述所列历代礼学大家只是部分而已，并不完备。还有很多。中国古代礼仪制度内容浩繁，除了三礼和研究三礼的著述的之外，历世的礼书（礼志）也相沿不辍、蔚为大观。后世比较著名的还有：唐萧嵩等编撰的大唐开元礼一百五十卷；唐杜佑的通典是历世礼典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凡二
37、百卷；宋欧阳修编撰太常因革礼八十三卷，郑居中编撰政和五礼新议二百三十卷；金代张玮编撰大金集礼四十卷；明郭正域编撰皇明典礼志二十卷，徐一夔编撰明集礼五十三卷；清代来保撰大清通礼五十卷。除此之外，礼乐制度在中国正统的历史体系中，更是有着重要的地位。这一点，从二十五史中就可以看出：二十五史中，除了三国志、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新五代史这八史没有礼、乐志之外，其余十七史均有之。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介绍制度史的时候，就把礼书、乐书放在首篇，并强调其对于社会功用的基础意义和基本价值。根据尚书尧典上所说，尧帝东巡岱宗之时，曾经“修五礼”；周礼春官小宗伯也说：“掌五礼之禁令与其用等”。而在周礼
38、地官大司徒中则直接说明了五礼的意义：“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但，何谓“五礼”？又有哪“五礼”？在周礼春官大宗伯中， 给出了答案“五礼，谓吉、凶、军、宾、嘉”。后世历代的礼典礼志，一切莫不是以此为基础来划分。从二十五史到大唐开元礼、再到清史稿、乃至于民国礼制，皆是以传统吉、凶、军、宾、嘉“五礼”为基础的。请各位留意今天的学习就是这些，以后，在下就将以传统吉、凶、军、宾、嘉“五礼”为次序，与诸君共同学习，争取能够用半年时间，简单说一遍“五礼”。再补充一点常识知识。后世礼学著作特别多，名字各异。其实，这是有着严格界限的：后世礼学的著述或注释的体裁与名称大概有： 注、集解、传、笺、疏、正义。
39、1注,着重于训怙，对难解的字、句加以解释疏通。2集解，通常集诸家之解和自己解释发微而成。 3传，传述意，有的阐明经义，有的也解释字句。 4笺，对传注的引申发挥，或补充订正。 5疏，解注并解原文，是南朝出现的，而在唐代兴起的一种注解的名称。汉代人的注释，到了唐代人看起来也已经不容易了解，所以又出现一种新的注解，不但解释正文，而且还给前人的注解加以解释，这就叫疏，也叫正义。 6正义，注的注释，一般正义都有选定的注本，如清人焦循孟子正义是释赵氏孟子注而成。 注疏原是两个概念，注是训诂字词，疏是疏释文意，如“十三经注疏”都有注、疏两本书，后世也混用为一般注解的代名词。 剩下的时间，诸位可以自己讨论了谢谢诸位！注：本资料仅限学习之用。非经允许，请勿转发。敬请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