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三节第三节 史学评论的系统自觉史学评论的系统自觉v刘知幾刘知幾史通史通是史学评论的巨著。但钱穆对其评价很低是史学评论的巨著。但钱穆对其评价很低，他在刘知幾一文中写道：“中国人做学问，只注重实际工作，很少写通论概论，史通史通则可说是中国一部则可说是中国一部史学通论，也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唯一的一部史学史学通论史学通论，也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唯一的一部史学史学通论。”随后笔锋一转，他论述道：“今天我们平心来看这两部书，由我的看法，文心雕龙文心雕龙之价值，实还远在之价值，实还远在史通史通之上。之上。我曾讲过，史学当有三种工作，即考史、论史、著史。史学当有三种工作，即考史、论史、著史。史通向来列为一部评史的
2、书，但评史更重要是在评论这一时代的历史。而史通只是评论史书，不是评论历史。他只注意在几部史书的文字上，没有注意到史的内他只注意在几部史书的文字上，没有注意到史的内容上。他只论史法，没有真接触到史学。容上。他只论史法，没有真接触到史学。”1v1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2月第2版，第148-149页。v胡宝国不同意钱穆的观点胡宝国不同意钱穆的观点，他说：史通的出现“极有意义”，“它标志着史学批评已经不再是一它标志着史学批评已经不再是一种对史学著作随意的、零星的评价，而是变成了一种对史学著作随意的、零星的评价，而是变成了一种自觉的、系统的学问。种自觉的、系统的学问
3、。史学内部的一个新的领域由此而形成。”v梁启超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也说：“他（指刘知幾）虽没有作史的成绩，而史学之有人研虽没有作史的成绩，而史学之有人研究从他始究从他始。这好像在阴霾的天气中打了一个大雷，惊醒了多少迷梦，开了后来许多法门。” v白寿彝白寿彝在中国史学史一书中也说：“史通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到一个更高的自觉阶段，是史学思想发展和史学理论建设的新转折是史学思想发展和史学理论建设的新转折，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v瞿林东瞿林东在中国简明史学史一书中也认为：“这（指史通）是中国古代史学上一部划时代的史学批评著作。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到一个更高的自觉阶
4、段，是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发展的是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发展的新转折。新转折。”2v李宗侗李宗侗在中国史学史一书中也说：“对史学为对史学为批评讨论者，始于唐之刘知幾批评讨论者，始于唐之刘知幾。”3v1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2版，第125页。v2 瞿林东著：中国简明史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44页。v3 李宗侗著：中国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010年8月第1版，第79页。v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胡宝国等人的意见，认为汉唐时期史学发展最有意义的事情之一，就汉唐时期史学发展最有意义的事情之一，就是史学评论较以前有了很大发展。是史学
5、评论较以前有了很大发展。史通v史通史通分内外两篇分内外两篇：内篇内篇39篇篇，论及史书结构、历史编纂法、历史文学、历史见识等；外篇外篇13篇篇，论及史官建置、正史源流、杂评史家、史著得失及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史通是对当时及其以前史学发展方方面面的问题所做的总结性认识。一、史书一、史书“条例条例”的出现的出现v晋代以后，史书中出现了“条例”。v所谓所谓“条例条例”，是指作者在撰写史书之前预，是指作者在撰写史书之前预设的关于史书书法、史书结构的规定，即作设的关于史书书法、史书结构的规定，即作史方法的问题。史方法的问题。 下面两条史料，对下面两条史料，对“条例条例”的论述有何矛盾的地方？的论述有何矛
6、盾的地方？v文心雕龙文心雕龙史传史传称：“按春秋经传，举例发凡，自史记、汉书以下，莫有准的，至邓邓粲粲晋纪晋纪，始立条例始立条例，又摆落汉魏，宪章殷周，虽湘川曲学，亦有心典谟。及安国立例，乃邓氏之规焉。”v史通史通序例序例也说“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昔夫子修经，始发凡例始发凡例，左氏立传，显其区域。科条一辩，彪炳可观。降及战国，迄乎有晋，年愈五百，史不乏才，虽其体屡变，而斯文终绝。”直到东晋直到东晋干宝干宝“远述丘明，重立凡例远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史例中兴，于斯为盛。”v按刘勰文心雕龙所说，史书中的条例是从东晋邓粲的东晋邓粲的晋纪晋纪开始的开始
7、的，而按刘知幾的史通所说，则是从东晋干宝从东晋干宝晋纪晋纪开始的开始的。v二人说法虽稍有不同，但都认为史书中的条二人说法虽稍有不同，但都认为史书中的条例始自东晋，而且他们提到的著作都是模仿例始自东晋，而且他们提到的著作都是模仿春秋春秋的编年体史书。的编年体史书。二、纪传编年二体优劣之争二、纪传编年二体优劣之争v1、断代纪传体的确立、断代纪传体的确立v2、断代编年体的确立、断代编年体的确立v3、二体的优劣问题、二体的优劣问题1、断代纪传体的确立、断代纪传体的确立v司马迁创立纪传体，是传统史学奠定的重要标志之一。但史记是一部通史，通史的体例并不符合古代家天下和一朝一姓的格局。v班固的汉书，因袭纪传
8、体，而改通史为断代史。这种断代纪传体则符合家天下、一朝一姓、皇朝更迭的周期性特点，所以被相继沿用垂二千年。后来的正史基本上就是一朝一史（除南北朝时期以外，全是）。v对此，钱穆提出：对此，钱穆提出：“史书开始有纪传体，是司马迁的大功。史书开始有纪传体，是司马迁的大功。而换了朝代立刻来写一部历史，这是班固的贡献。以后正史而换了朝代立刻来写一部历史，这是班固的贡献。以后正史都是学的班固都是学的班固汉书汉书，这就无怪乎要，这就无怪乎要迁固迁固史汉史汉并并称了。称了。”1v1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2月第2版，第96页。关于关于“史汉史汉”的评价问题的评价问题 v范晔
9、在范晔在后汉书后汉书里对司马迁和班固评价道：“迁文直而事迁文直而事核，固文瞻而事祥。核，固文瞻而事祥。”这十字，十分有道理。不过，历史上对“史汉”的评价褒贬不一，但大致与时代背景有关。v钱穆在钱穆在中国史学名著中国史学名著中总结道：“若我们来讲人的话，则班固远不如司马迁多了。在后代中国，唐以前多看重在后代中国，唐以前多看重汉汉书书，宋以后始知看重，宋以后始知看重史记史记。”“但下到魏晋南北朝时代，崇尚骈文，便都看重班固汉书，不看重太史公史记。直要到宋代以后，才看重史记更在汉书之上。”“在魏晋南北朝唐初，群认汉书是部好书，正为那时人都讲究做文章。后来韩柳古文兴起，文学眼光不同，对史汉高下看法亦不
10、同。”“汉书汉书也有比也有比史史记记对后来影响大，该说是写得好的，就是它的十志（对后来影响大，该说是写得好的，就是它的十志（郊郊祀志祀志、食货志食货志、地理志地理志、沟洫志沟洫志、艺文志艺文志等）。等）。” 2、断代编年体的确立、断代编年体的确立v荀悦荀悦汉纪汉纪发展了发展了春秋春秋和和左传左传的的体例，而建立了断代的规模具备的编年体体例，而建立了断代的规模具备的编年体。v过去，春秋经春秋经记事不记言，只能表示事件的发生而不能表示其发展的过程。左传左传克服了这样的缺点，但体例庞杂，对于无年月可考或不便分散于年月之下的史事没有能作出适当的安排，因而也没有能够把编年体的规模建立起来。汉纪汉纪v汉纪
11、汉纪对于主要的史事是一律按照年月日顺序来对于主要的史事是一律按照年月日顺序来编排的。而对于无年月可考或不便分散于年之下的编排的。而对于无年月可考或不便分散于年之下的史事，作为补充的记事，用连类列举的方法作一些史事，作为补充的记事，用连类列举的方法作一些安排。安排。例如张良是刘邦的重要谋士，不可不记其生平，但他的生平就不好按年去记，汉纪便把这样的记载安排在沛公二年“迁张良于留”之下，这是张良第一次在汉纪出现的地方。这就避免了左传那样在体例上的庞杂，对于后来的编年史有相当大的影响。v这种编年体到司马光这种编年体到司马光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时发展到高峰。时发展到高峰。3、二体的优劣问题、二体的优劣问题v
12、张辅张辅名士优劣论名士优劣论，不同意一般认为的班固优于司马迁的说法，认为“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年事，唯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敌，固不如迁，此真所以为良史也。省不敌，固不如迁，此真所以为良史也。”v而干宝著书，盛誉左丘明，深抑司马迁干宝著书，盛誉左丘明，深抑司马迁。他说：“能能以三十卷之约，囊括以三十卷之约，囊括240年之事，靡有遗也。年之事，靡有遗也。”这是言史贵约言史贵约之论。由此出发，出现赞编年、退纪传的问由此出发，出现赞编年、退纪传的问题。题。v范晔范晔不同此说，认为：“春秋春秋著文既总
13、略，好失著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v到史通史通时，专门有二体篇讨论这一问题。其实，二体的优劣问题，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编年体的优劣编年体的优劣v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时、月、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时、月、日顺序记述史事。它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日顺序记述史事。它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续，比较容易反映出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续，比较容易反映出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这是它的优点。之间的联系，这是它的优点
14、。v但编年体史书不易于集中反映同一历史事件但编年体史书不易于集中反映同一历史事件前后的联系，也不易于写出同重大历史事件前后的联系，也不易于写出同重大历史事件有密切关系的人物的事迹，这是它的缺点。有密切关系的人物的事迹，这是它的缺点。刘知幾论编年体的优劣刘知幾论编年体的优劣v刘知幾评论编年体的长短说：“夫夫春秋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有些重要历史人物，有些重要历史人物，“其有贤如柳惠，仁若其有
15、贤如柳惠，仁若颜回，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故论其颜回，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此其所以为短也。”（史通二体）纪传体史书的优劣纪传体史书的优劣v纪传体史书的最重要特点是突出了人在历史上的地纪传体史书的最重要特点是突出了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它以大量的人物传记为中心内容，把记言、记位。它以大量的人物传记为中心内容，把记言、记事进一步结合起来，又增加了典制和年表，形成了事进一步结合起来，又增加了典制和年表，形成了整体性的历史撰述。基于此，可见纪传体史书的优整体性的历史撰述。基于此，可见纪传体史书的
16、优点是以记述历史人物为中心，可以更多地反映各类点是以记述历史人物为中心，可以更多地反映各类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同时，因记述的范围比较广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同时，因记述的范围比较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和各种典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和各种典章制度，便于通观一个时期历史发展的总相和趋势，章制度，便于通观一个时期历史发展的总相和趋势，这是编年体史书所不及的。这是编年体史书所不及的。v纪传体史书的缺点是难以清晰地表述重大历史事件纪传体史书的缺点是难以清晰地表述重大历史事件的始末以及有关人物与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的始末以及有关人物与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 刘知幾论纪传体的优劣刘
17、知幾论纪传体的优劣v刘知幾评论纪传体的长短说：“史记史记者，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也。”“”“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离，前后屡出”，“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此此其所以为短也其所以为短也”。（。（史通二体）三、人们对史学评论日益重视三、人们对史学评
18、论日益重视v从先秦到两汉，虽然已经有一些史学评论的萌芽，从先秦到两汉，虽然已经有一些史学评论的萌芽，但毕竟是极初步、极简单的。但毕竟是极初步、极简单的。v孔子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左传v宣公二年）西汉“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卷62司马迁传赞）v汉以后，文直、事核、实录仍是评价史书的主要原汉以后，文直、事核、实录仍是评价史书的主要原则。则。从南朝开始，史学评论增添了新的内容。从南朝开始，史学评论增添了新的内容。v宋书卷69范晔传中提到，
19、范晔对“古今著述及评论”大多不满意。对此胡宝国在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中提出：“对以往著述不满意的话在此前的史家言论中也可以见到，但对史书中的评论部分不满意却是初次见。从此以后，在史学批评中，对史书中的史论越来越关注。”1v1 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11月第1版，第130页。从南朝开始，史学评论增添了新的内容。从南朝开始，史学评论增添了新的内容。v南朝人编的文选卷49史论收干宝晋纪“论晋武革命”一首。李善注引何法盛晋书曰：“干宝撰晋纪，评论切中，咸称善之。”v以史书的以史书的“评论评论”部分发论，成为评价史书优劣的标准之一。部分发论，成为评价史书优劣的标准之一。文选设
20、史论一目，虽然主要考虑的是文采，但若没有南朝以来人们对史论的特别重视，或许他也不会这样做。影响所及，史论甚至有单行的趋势。 如隋书经籍志史部既有范晔后汉书，又有后汉书赞论后汉书赞论4卷卷。隋朝魏澹著魏书，除12纪、78传外，还还“别为史论及例一卷别为史论及例一卷”（隋书卷58魏澹传）。v由于重视史论，在集体编修的史书中，主编者常常由于重视史论，在集体编修的史书中，主编者常常要亲自撰写史论内容。要亲自撰写史论内容。如梁武帝“又造通史，躬制赞序。”梁书卷3武帝纪唐初官修五代史，魏征“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论，皆征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旧唐书卷71魏征传唐修晋书，先
21、后参与者达20多人，只因唐太宗为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写了史论，所以晋书就题为“御撰御撰”。v关于晋书，有一则宋人笔记小说，记载道：“咸平二年（咸平二年（999）十月，诏选官校勘三国志、晋）十月，诏选官校勘三国志、晋书、唐书。或有言两晋事多鄙恶，不可流行者。真书、唐书。或有言两晋事多鄙恶，不可流行者。真宗以语宰相毕士安，曰：宗以语宰相毕士安，曰：恶以诫世，善以劝后，恶以诫世，善以劝后，善恶之事，春秋备载。善恶之事，春秋备载。帝然之，故命刊刻。帝然之，故命刊刻。（蓬山志蓬山志）”1v1 宋江少虞撰：宋朝事实类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1年7月第1版，第187页。v刘知幾撰史通
22、的原因，是因为“凡所著述，尝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凿枘相违，龃（j）龉（）龉（y）难入，故其所载削，）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沉。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皆与俗浮沉。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嗟乎！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嗟乎！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史通通，以见其志，以见其志。”史通自叙
23、v从南朝以后人们重视史论，在评价著作时也不再仅仅局限于从南朝以后人们重视史论，在评价著作时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史书是否做到了史书是否做到了“文直事核文直事核”，而是对其中的史论也表现出，而是对其中的史论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了浓厚的兴趣。v史学评论的这个变化说明：史家所追求的已经不是充当一名真实历史的客观记录者，而且也要努力在史书中展现自己对历史的认识。1即对史识和史论的要求越来越突出，刘知幾对历史家的要求有“史识”一项见旧唐书本传。蒙文通在其中国史学史讲义于六朝时期也专设“史识”一项（见蒙文通中国史学史第二章六朝至唐八史识）。v1 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11月第1
24、版，第131页。四、史书繁简问题的讨论四、史书繁简问题的讨论v胡宝国在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一书中提出：“东汉以来，先有经学的简化，后有史学的东汉以来，先有经学的简化，后有史学的简化。经学是汉代学术的重心所在，而史学简化。经学是汉代学术的重心所在，而史学当时只是经学的附庸。因此，史学的简化当当时只是经学的附庸。因此，史学的简化当是受到经学简化的影响所致。是受到经学简化的影响所致。”1 1 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11月第1版，第88页。随着两汉之际经学删减运动的发生，随着两汉之际经学删减运动的发生，史学领域也出现了删减之风。史学领域也出现了删减之风。v隋书经籍志史部杂史
25、类，记有一本10卷的史要史要，为东汉初年人卫飒“约史记要言，以类相从”而成。v之后又有杨终杨终“受诏删受诏删太史公书太史公书十余万言十余万言”（后汉书卷48杨终传）。v最著名的当然是汉末荀悦删减荀悦删减汉书汉书而成而成汉纪汉纪。还有很多例子。v隋书经籍志史部杂史类总结说：“自后汉以来，学者多钞自后汉以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撮旧史，自为一书。”到晋朝“言史贵约言史贵约”之风更盛之风更盛。当时史家的删减工作更多地体现在对东汉历史的撰写上。很多人认为已完成的东观汉记部分过于烦杂，如傅玄、谯周、司马彪、华峤。对后汉书如此，对晋史也是追求简约的崇尚简约不仅表现在修史，也表现在崇尚简约不仅表现在修
26、史，也表现在史学评论上。史学评论上。v如晋书卷60张辅传以史记、汉书字数的多寡来评价班、马。晋书卷60张辅传：“又论班固、司马迁云：又论班固、司马迁云：迁之著述，辞约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鉴戒。人道之常，中流小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鉴戒。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v史通的“二体”、“烦省”二篇载东晋干宝以同样的标准来“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认为左传“立
27、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也”。到南朝时，人们又开始追求繁复了。到南朝时，人们又开始追求繁复了。v如裴松之以如裴松之以三国志三国志“失在于略失在于略”而大注其书，还有一些例子，而大注其书，还有一些例子，“以不求简约、不避烦琐，以追求历史事实的尽可能丰富为目以不求简约、不避烦琐，以追求历史事实的尽可能丰富为目的。的。”1注释如此，修史也如此注释如此，修史也如此，范晔所著范晔所著后汉书后汉书，较三国志就增加了不少材料。范晔认为范晔认为：“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述之。”（隋书卷58魏澹传）裴松之、范晔之后裴松之
28、、范晔之后，篇幅较大的史书屡屡可见，如沈约沈约宋书宋书多达100卷。陈代顾野王所撰陈代顾野王所撰国国史纪传史纪传200卷等。对此，对此，史通史通书事书事说：说：“大抵近代史笔，大抵近代史笔，叙事为烦。叙事为烦。”刘知幾推崇春秋的“属词比事之言”、尚书的“疏通知远之旨”，进而把“意指深奥，诰训成义，微显阐幽，婉而成章”作为叙事的“师范”和“规模”。在具体原则上，他提出：“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工。”简要的标准是：“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史通叙事）v1 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11月第1版，第89页。v对于史书繁简问题，李宗侗中国
29、史学史提出：“时代愈晚，史料愈多，此事实也。时代愈晚，史料愈多，此事实也。论者盖昧于此理，可不必深讨论矣。论者盖昧于此理，可不必深讨论矣。”1v1 李宗侗著：中国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010年8月第1版，第34页。五、史学著作内部的分类日益受到重视五、史学著作内部的分类日益受到重视v在七略和汉书艺文志那里，仅仅在六艺略的春秋经下著录廖廖数本史学书籍，因而也就不存在分类问题。后来随着史书数量的激增，史书独立成一部，自然也就有了分类了。史书的分类史书的分类v西晋荀勗编西晋荀勗编中经新薄中经新薄，史书独立在丙部：包括史记、旧包括史记、旧事、皇览部、杂事事、皇览部、杂事4类。类。v南朝梁武帝时
30、阮孝绪撰南朝梁武帝时阮孝绪撰七录七录，有经典志、记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技术录、佛录、道录。由于“史家记传，倍于经典”，特“分出众史”，立为记传录。它分它分“众史众史”为为12类：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类：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等。鬼神、土地、谱状、簿录等。v隋书隋书经籍志经籍志分经籍为经、史、子、集四部，史书独立为史部，分为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分为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13类。（类。（隋书经籍志二史部后序。
31、）这一分法后世多遵守，而时有修改。v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提出：“史书不仅成史书不仅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而且必须按其所记内容为一个独立的部门，而且必须按其所记内容进行仔细分类，这是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进行仔细分类，这是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志。”1v1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2版，第81页。六、对文与史不同评价标准的认识六、对文与史不同评价标准的认识v由汉迄唐，文风极盛。反映到文史关系上，就是文对史的影由汉迄唐，文风极盛。反映到文史关系上，就是文对史的影响非常大。响非常大。按照魏晋人的观点，能否有资格修史，首先要看按照魏晋人的观点，能否有资格修史，首先
32、要看文才。甚至出现了重文轻史的风气。文才。甚至出现了重文轻史的风气。在史学著作中炫耀文采，基本是从魏晋以后开始的，到南朝则愈演愈烈。甚至文选收录的史论，也是以文采为标准的。南朝人裴子野对此不满，逆风而行，“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梁书卷30裴子野传裴子野撰写有宋略，有人评价道：“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亦质不宜慕。”梁书卷49庾肩吾传沈约初撰宋书，论及裴松之时竟说“松之已后无闻焉”。南史卷33裴松之传附裴子野传。v刘知幾史通对一些史著专门追求文采的做法也有尖锐批评。举其一例，如刘知幾认为史书记述如刘知幾认为史书记述“当时口语当时口语”应应“从从实而书实而书”、不失、不
33、失“天然天然”，反对，反对“妄益文彩妄益文彩”、“华而失华而失实实”。v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提出刘知幾关于史文文采的辩证思想是；一方面强调一方面强调“史之为务，必籍于文史之为务，必籍于文”，要重视史文的文，要重视史文的文采；一方面反对采；一方面反对“虚加练饰，轻事雕彩虚加练饰，轻事雕彩”、“体兼赋颂，词体兼赋颂，词类俳优类俳优”的文风，以避免走上的文风，以避免走上“文非文，史非史文非文，史非史”的歧路的歧路。1。v1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2版，第130页。第四节第四节 刘知幾与刘知幾与史通史通v一、对刘知幾及其一、对刘知幾及其史通史通的评价的评价v二
34、、关于史才三长：才、学、识二、关于史才三长：才、学、识v三、史德三、史德v四、史法、史意（史义）和史情四、史法、史意（史义）和史情v五、关于史书三志：都邑、氏族、方物五、关于史书三志：都邑、氏族、方物一、对刘知幾及其一、对刘知幾及其史通史通的评价的评价v刘知幾史通是史学评论的巨著。但钱穆对其评价很低，他在刘知幾一文中写道：“中国人做学问，只注重实际工作，很少写通论概论，史通史通则可说是中国一部史学通则可说是中国一部史学通论，也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唯一的一部史学通论。论，也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唯一的一部史学通论。”随后笔锋一转，论述道：“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有两种新的学问，一是史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有两种新
35、的学问，一是史学，一是文学，于是乃有经史子集之四部分类。学，一是文学，于是乃有经史子集之四部分类。宋人黄山谷曾说：文心雕龙和史通，二书不可不观。今天我们平心来看这两部书，由我的看法，文心雕龙文心雕龙之价值，之价值，实还远在实还远在史通史通之上。之上。我曾讲过，史学当有三种工作，即考史、论史、著史。史通向来列为一部评史的书，但评史更重要是在评论这一时代的历史。而史通只是评论史书，不是评论历史。他只注意在几部史书的文字上，没有注意到史的内容上。他只论史法，没有真接触到史学。”11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2月第2版，第148-149页。v在钱穆之前，柳诒徵对刘知幾
36、的评价也不是很高柳诒徵对刘知幾的评价也不是很高。他在国史要义一书中写道：“吾国言史学之专书有二，曰刘知幾之史通，章学诚之文史通义。此尽人所知也。然二书同为治史学之要籍，而二人之主旨不同。刘氏自以所志不遂，郁怏孤愤，刘氏自以所志不遂，郁怏孤愤，多讥往哲，喜述前非。章氏立论，主于敬恕，故著多讥往哲，喜述前非。章氏立论，主于敬恕，故著史德史德文德文德二篇，畅论其旨。二篇，畅论其旨。”1v1 柳诒徵著：国史要义，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1月第1版，第100页。v对于刘知幾和他的史通，除了柳诒徵和钱穆的评价偏低外，一般都给予了很高评价。如：v唐代学者徐坚1评说：“居此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居此职者，宜置此
37、书于座右。右。”旧唐书刘子玄传v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说道：“他（指刘知幾）虽没有作史的成绩，而史学之有人研究从他始。这好像在阴霾的天气中打了一个大雷，这好像在阴霾的天气中打了一个大雷，惊醒了多少迷梦，开了后来许多法门惊醒了多少迷梦，开了后来许多法门。”v1 徐坚(659729)，字元固，旧唐书有传。著有晋书、大隐传、初学记等，并注史记。v翦伯赞论刘知幾的史学中写道：“自司马迁以后，历东汉魏晋南北朝，迄于隋唐，其间历史学家，接踵而起。这些史学家的劳绩，最多亦不过保存史料而已，对于历史学的方法，并没有什么新的发明。自司马迁而后，迄于唐代，自司马迁而后，迄于唐代，在历史学方法论上，有新的发明
38、者，唯刘知幾一人而已。在历史学方法论上，有新的发明者，唯刘知幾一人而已。”v金毓黻在中国史学史一书中提出：“吾国史家，能自造一史垂之百代，实始于司马迁，而成于班固，故吾前撰专章述之，至取诸侯家所作之史，为之阐明义例，商榷利病，则至取诸侯家所作之史，为之阐明义例，商榷利病，则又始于刘知幾，而章学诚继之又始于刘知幾，而章学诚继之，前之马、班为作史家，未必不能评史，后之刘、章为评史家，亦尝有意于作史，必合而一之，乃得谓之史学。”1v1 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9月第1版，第291页。v白寿彝在中国史学史一书中也说：“盛唐时期，杰出的史学批评家刘知幾写出了史通一书。这是中国古
39、代史学上一部划时代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史通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到一个更高的自觉阶段，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到一个更高的自觉阶段，是史学思想发展和史学理论建设的新转折，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是史学思想发展和史学理论建设的新转折，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远的影响。”1v任继愈刘知幾的进步的历史观：刘知幾的刘知幾的史通史通“是我国第一部是我国第一部成系统的史论成系统的史论”。v瞿林东在中国简明史学史一书中也认为：刘知幾史通的问世，“这是中国古代史学上一部划时代的史学批评著作。它的问世，标志着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到一个更高的自觉阶段，是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发展的新中国史学进
40、入到一个更高的自觉阶段，是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发展的新转折。转折。”2v1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2版，第125页。v2 瞿林东著：中国简明史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44页。v李宗侗在中国史学史一书中也说：“对史学为批评讨论者，始于唐之刘知幾。”1v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一书认为：史通的出现“极有意义”，“它标志着史学批评已经不再是一种对史学著作随意的、零星的评价，而是变成了一种自觉的、系统的学问。史学内部的一个新的领域由此而形成。”v以上论述，我比较倾向于赞同以上论述，我比较倾向于赞同史通史通的观点，认为汉唐时的观点，认
41、为汉唐时期史学发展最有意义的事情之一，就是史学评论较以前有了期史学发展最有意义的事情之一，就是史学评论较以前有了很大发展。很大发展。v1 李宗侗著：中国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010年8月第1版，第79页。二、关于史才三长：才、学、识二、关于史才三长：才、学、识v有意思的事情是，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论，不见于其所著的史通之中，而载于新旧唐书与唐会要。据旧唐书本传：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刘子幾字子玄）曰：“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v（子玄）对曰：（子玄）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
42、良田百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顷，黄金满籝（yng ），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鞕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鞕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远古以来，能应斯目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远古以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罕见其人。”
43、时人以为知言。时人以为知言。v在上文，刘知幾明确地指出，只有具备才、刘知幾明确地指出，只有具备才、学、识学、识“三长三长”的人，方可成为的人，方可成为“史才史才”。后来章学诚发展了后来章学诚发展了“史才三长史才三长”说，提出了说，提出了“史德史德”、“史意史意”和和“史法史法”。v但如何才配称史才、史学、史识，刘子幾却不曾讲到。然而，刘子幾史通有核才篇所以明史才也；有识鉴篇所以论史识也。“史才史才”v从上述引文中刘知幾所作的比喻和说明来看，他说的“史才史才”主要是指掌握文献的能力、主要是指掌握文献的能力、运用体裁和体例的能力、文字表述的能力。运用体裁和体例的能力、文字表述的能力。v梁启超认为：
44、“史才专门讲作史的技术，与前面所述三项另外又是一回事，完全是技术的。有了史德，忠实的去寻找资料；有了史学，研究起来不大费力；有了史识，观察极其锐敏；但是仍然做不出精美的历史来。要做出的历史，让人看了明了，读了感动，非有特别技术不可。此种技术，就是文章的结构。”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说道：“至于这几种长处的排列法，各人主张不同。子元以才为先，学次之，识又次之。实斋又添德于才学识之后。今将次第稍为变更一下，先史德，次史学，又次史识，最后才说到史才。”所以才有前论。如何可以养成“史才”？梁启超提出了六个字，即“多读、少作、多改”。1v1 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
45、1月第1版，第148，152页。“史学史学”v刘知幾说的“史学史学”是指各方面的知识，主是指各方面的知识，主要是文献知识，也包括社会知识以至自然知要是文献知识，也包括社会知识以至自然知识。识。 v梁启超认为现在史书浩如烟海，要想把全史包办绝无其事，所以凡做史学的人，必先有一种觉悟，曰：“贵专精而不贵杂博”。“我们应该在全部学问中，划出史学来；又在史学中划出一部分来，用特别兴趣及相当预备，专门去研究它。所以我们做史学，不妨先择出一二专门工作，作完后有余力，再作旁的东西。万不可以贪多。”1关于专精的方法，梁启超认为约有三项：勤于抄录、练习注意、逐条搜求。v1 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长沙；岳
46、麓书社，2010年1月第1版，第142页。“史识史识”v刘知幾说的“史识史识”是指史家的器局和胆识。是指史家的器局和胆识。v刘知幾对于史家胆识格外强调，提出“史识”的最高标准是“好是正直，善恶必书好是正直，善恶必书”，认为这是“善无可加，所向无敌”的境界。在他看来，史学的主要功用在此，史书的历史价值在此，史家的基本素养亦在此。同时，刘知幾认为，学者跟良史的区别在于“君子以博闻多识为工，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史通惑经 v梁启超认为：“史识是讲历史家的观察力。观察要敏锐，即所谓读书得间。旁人所不能观察的，我可以观察得出来。”“养成正确精密的观察力，还有两件应该注意的事情：（1）不要为因袭传统的思想
47、所蔽；（2）不要因为自己的成见所蔽。”1v1 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1月第1版，第145，147页。v对于才、学、识，李宗侗中国史学史解释道：“非识无非识无以定其义，而史之义即书法；非才无以善其文，史才可谓为以定其义，而史之义即书法；非才无以善其文，史才可谓为写史之技术也；非学不能搜集史事写史之技术也；非学不能搜集史事。”“窥刘知幾、章学诚二人之意，修史者必须有学，方能广集史料；持笔时必须文章尔雅，方能传之久远。但史料众多，必须有所去取，否则不成撰述而成记注之文。所以定去取标准者，在于识，识可谓为史观。但刘氏与章氏不同者，刘氏认为史识已足，而章氏则认为更须加以
48、史德，方能使史观不至于不公正；而刘氏则以为既称为史识，自无不公正之理，此其稍异处也。”1v1 李宗侗著：中国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010年8月第1版，第162，163页。v杜维运在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一书中，对“史才三长”与西方史学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其所谓才、学、识三长，史才谓史学家的才能，史学谓史学家的知识，史识谓史学家的判断力。三者为史学家必须兼备的条件，缺一不可。其论与西方近代史学家所谓 真正的史学家，必须以学者兼为思想家之说，若相仿佛。”1v1 杜维运著：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12月第1版，第162页。v刘知幾明确地提出了才、学、识这三个史学理论范畴
49、，阐述了三者之间的联系，把才、学、识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并确定为史家素养的最高标准，在中国史学上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这一见解的影响甚至超出史学范围，如清代诗歌评论家袁枚认为：“作史作史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而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而识最为先；非识，则才与学俱误用矣。识最为先；非识，则才与学俱误用矣。”随园诗话卷3。三、史德三、史德v1、略论史德、略论史德v2、章学诚的史德观、章学诚的史德观1、略论史德、略论史德v章学诚提出“史德”之前，北宋曾巩对北宋曾巩对“良史良史”提提出了出了“明明”、“道道”、“智智”、“文文”四条标准。四条标准。他说：“尝试论之，古之所
50、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曾巩集卷11南齐书目录序v这四条标准，与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论相比较，突出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的要求。v元代揭溪斯则涉及到了史家的元代揭溪斯则涉及到了史家的“心术问题心术问题”。元史本传载：“诏修辽、金、宋三史，溪斯与为总裁官。丞相问：修史以何为本？曰：用人为本，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与；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本也。”这里，揭溪斯提出“心术”问题。在他看来，学问、史事与心术三者之中，“心术”正与不正最为重要，故其结论是，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