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试验与失败 共和革命的历史逻辑(一)问题的提出(二)1905年以后的政治形势(三)从武昌起义看共和革命的必然性(四)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一)问题的提出 李泽厚：“现在看来，中国当时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这就是说，辛亥革命其实是不必要的。这样我就否定了孙中山最重要的革命业绩。”（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李泽厚思想史的意义：“革命可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主题。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一九四九年革命、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不过其荧荧大者其中，一九四九年革命所造成的影响最为巨大。”“革命是否必要或必然？假如史学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它展示的是历史并非宿命，是人在
2、主动创造历史，人有选择的可能。政治领导人于此负有重大责任。从辛亥到文革都没有革命一定要发生的逻辑。”王也扬客观历史的可能性与研究者：总而言之,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革命都是属于非常态性事件,是社会矛盾累积激化、政治危机处理不当、政治妥协终未达成、历史当事人的一方被“逼上梁山”之举。我们考察各国史,均可看到,在革命危机生成的过程中,“假如”历史当事人中的主导一方能够在为时未晚的阶段或关节上,采取正确的举措,来调和矛盾、化解危机、达成妥协,那么革命这种非常态性事件是有可能避免的。而为了证明一种政治理念的正确,硬把历史的非常态性事件说成是历史的常态和唯一的选择,政治家这么做情有可原,史学家也这么做则有
3、违职业的要求。朱宗震不要在“假设”上浪费时间 从世界范围说，革命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选项，社会为革命的成功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固然不应该把革命说成历史运动的“唯一的选择”，也不应该把革命看成完美无缺而又神圣的，但我们实在无法证明，近代中国不通过革命的道路，也能解决当时复杂的社会矛盾。因为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其他证明都是徒劳的。（二）1905年以后的政治形势1.同盟的成立及其活动 1905年8月20日在东京召开同盟会成立大会。通过纲领“驱逐达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即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同盟会成立后进行思想宣传和武装起义。规模最大的起义是1911年4月27日的广州起义。林觉
4、民致妻子陈意映：“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今日吾与汝幸双健，天下人，人不当死而死、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嗟夫，巾短情长，所未尽者尚有万千，汝可以模拟得之。”方声洞致父亲的绝笔书：“此为儿最后绝笔之禀，此禀果到家，则儿已不在人世久矣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虽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对于家庭，本有应尽之责任，只以国家不能保，则身家亦不能保，即为身家计，亦不能不于死中求生也。儿今日极力驱满，尽国家之责任者，亦即所以保
5、卫身家也。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为中华新国民，而子孙万世，亦可以长保无虞，则儿虽死，亦瞑目于地下矣。”2.预备立宪 1905年7月16日，清廷命镇国公载泽等分赴东西洋考察各国政治。月日出发。五大臣分两路，载泽、李盛铎、尚其亨前往日本、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国，戴鸿慈、端方前往美国、德国、俄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1904年张謇致袁世凯：“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今全球完全专制之国谁乎？一专制当众立宪，尚可倖乎？日本伊藤、板垣诸人共成宪法，巍然成尊主庇民之大绩，特命好耳。论公之才，岂必在彼诸人之下；即下走自问志气，亦不在诸人下也。”1905年张謇致袁世凯：“万机决于公论，此对外之正锋
6、，立宪之首要。上年公谓未至其时，亦自有识微之处。今外度日俄之前途，内揆徐刘之近效，针锋相值，似当其可矣。曩言万世在后，万史在前，今更为公进一说，日处高而危，宜准公理以求众辅，以百人辅，不若千，千人辅，不若万，万人不若亿与兆。且公旦执牛耳一呼，各省殆无不响应者。安上全下，不朽盛业，公独无意乎？及时不图，他日他人构此伟业，公不自惜乎？”载泽等关于立宪的密折 1906年7、8月，载泽等考察陆续归来。他们上了一道密折，请求宣布立宪。密折中详论立宪的好处说：“一曰皇位永固。立宪之国君主，神圣不可侵犯，故于行政不负责任，由大臣代负之，即偶有行政失宜，或议会与之反对，或经议院弹劾，不过政府各大臣辞职，别立一
7、新政府而已。故相位旦夕可迁，君位万世不改，大利一。一曰外患渐轻。今日外人之侮我，虽由我国势之弱，亦由我政体之殊，故谓为专制，谓为半开化而不以同等之国相待。一旦改行宪政，则鄙我者转而敬我，将变其侵略之政策为和平之邦交，大利二。一曰内乱可弭。海滨洋界，会党纵横，甚者倡为革命之说，顾其所以煽惑人心者，则曰政体专务压制，官皆民贼，吏尽贪人，民为鱼肉，无以聊生，故从之者众。今改行宪政，则世界所称公平之正理、文明之极轨，彼虽欲造言，而无词可藉，欲倡乱，而人不肯从，无事缉捕搜拿，自然冰消瓦解，大利三。”预备仿行宪政的懿旨 月日发布预备仿行宪政懿旨，懿旨首次承认大清朝的制度不如外国制度，其中说：“现在各国交通
8、，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势，而我国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阽险，忧患迫切，非广求智识，更订法制，上无以承祖宗缔造之心，下无以慰臣庶治平之望。”懿旨中又引述载泽等的奏折说：“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暌，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权限，以及筹备财务，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兼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有由来矣。”钦定宪法大纲 清廷在各方的压力之下，于1908年8月27日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和逐年筹备事宜清单，规定以九年为期，召开国会。钦定宪法大纲除简短的前言外，只有“君上大权”14条，此外有“臣民权利义务”、“议
9、院法要领”、“选举法要领”3个附录。这个大纲14条抄自1889年的日本帝国宪法，只对其中个别条目做了有利于君权的修改。此为“君权宪法”，而非“民权宪法”。立宪请愿运动 杨度提出“开国会”作为立宪请愿运动的口号，得到立宪团体预备立宪公会、政闻社、宪政公会等的响应。开展“速开国会”为目标的请愿运动。1909年8月各省成立咨议局。1910年10月3日资政院开院。宣统登基后的政局 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病死，第二天，慈禧太后病死。三岁的溥仪继位当了皇帝，年号宣统。其父载沣为摄政王。清朝政局因此发生重大变动。1909年1月2日有旨令袁世凯回籍养疴。慈禧去逝东陵之慈禧陵载沣溥仪溥杰明信片皇族内阁
10、 1911年5月8日清廷自行任命一个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宗室）、协理大臣大学士徐世昌（汉）和大学士那桐（满）、外务大臣梁敦彦、民政大臣肃亲王善耆（宗室）、度支大臣镇国公载泽（宗室）、学务大臣唐景崇（汉）、陆军大臣荫昌（满）、海军大臣贝勒载涛（宗室）、司法大臣绍昌（觉罗）、农工商大臣贝子溥伦（宗室）、邮传大臣盛宣怀（汉）、理藩大臣寿耆（宗室）。在内阁13个成员中，有满族9人，其中有皇族7人（皇族本支即宗室6人，远支即觉罗1人）。因此这个内阁被称作皇族内阁。咨议局联合声明：“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专制。”(三)民变四起 摊派加重 1901年底，各省将军、督抚共18人联名上书清廷，
11、请求减少摊额，书中说：“各省分派赔款为数甚巨。种种筹款之法，历年皆经办过，久已竭泽而渔；若再痛加搜刮，民力既不能堪，赔款仍必贻误。总之，无论如何筹捐，无非取之于民。当此之时，民心为国家第一根本，以民穷财尽之时，倘再竭力搜刮追呼，以供外国赔款，必然内怨苛政，外愤洋人，为患不堪设想。”清廷入不敷出 但清廷仍令各省“遵照户部核定十成原数，按月汇解，不得延误。”清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庚子之后它每年岁出在万万两以上。1901至1905年每在15000万两以内。1906年以后迅速递增。1903年岁入10492万两，岁出为13492万两，不敷3000万两；1908年岁入23480万两，岁出23700万两；
12、1911年的财政预算，岁出33865万两，岁入29696万两，不敷4169万两。增加赋税 田赋、厘金、盐课是三项大宗旧税，旧税加征。田赋原额之外，加征“随粮捐”、“赔款捐”、“村捐”、“约捐”等名目繁多的附加捐，附加捐已增加30。厘金加征，烟、酒、茶、糖四种主要商品的厘金都在世纪初年每年递加2030左右，其他商品丝、绸、夏布、瓷器、麻斤、煤碳等无不加厘。有些省份所征货品在1000种以上。盐税加征，有因赔款而加征的“新案偿款”，因禁止鸦片而加征的“抵补药款”，为举办新政而加征的“要政加价”，为练兵而加征的“练饷加价”，致使盐税大幅度增加。以直隶地区所销食盐为例，1895年每斤盐28文，1902年
13、、1905年、1907年、1909年，每年加价文，每斤价增至44文。新增加的捐税则多如牛毛。以福建各县为例，“捐诸社仓者为社仓捐，捐诸社会者为善社捐、桥会捐、会捐，捐诸学生者为学费捐，捐诸喜庆之家为培庆捐，捐诸慈善之家为慈善捐，捐诸戏班为戏捐，捐诸买粪之家为清洁捐，捐诸公帮、公业、公项者，统称为各项公业捐。亦有即名为学堂捐、巡警捐者”甚至对同一货品征收几种名目的捐税，如广东各县的税目中“鱼税之外，有鱼厘、鱼饷；酒税之外，有酒捐、酒甑捐；牛税之外，有牛捐、牛单、屠牛捐，甚或一县之内，一物之征，而税、捐、厘、饷具备”。临时加派的捐税，种类繁多，除了前面提到的还有什么糖捐、果捐、竹捐、猪鸡牲捐、牛捐
14、、油甑屑木捐，僧尼巫道捐、赌博捐、柴把捐、烟灯捐、肉担捐、粮捐、田赋耗羡加捐、丁漕捐、随粮捐、房捐、典捐、彩票捐、百货统捐、马捐、鱼捐、娼妓捐、戏园捐、契税、当税、牙税、盐课、盐厘、盐斤加价、土药税厘，钉牲口蹄捐、瞎子捐、庙捐等等。无物不捐，无人不税。1901-1911民变326起 据不完全统计，从1901至1911年武昌起义前的10年间，发生的农民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有326次。这里有一部分打击的矛头是直接指向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它们多发生在1901至1905年间，可以说是义和团运动的继续。教会势力借助联军侵华的余威和辛丑条约的某些条款，在地方上肆意索要赔款，并为害地方，引起反抗，但1907
15、年以后这方面的斗争大体沉寂下来，而斗争矛头集中在封建统治阶级。这一时期反封建自发斗争主要方式是抗捐抗税、抢米、乃至武装起义。1910年5月山东莱阳抗捐斗争 莱阳抗捐斗争以农民为主体，其原因，可以从他们向县衙提出的五项要求中看出来：“一、将抽收人口税免去。一、将戏捐减去。一、征收钱粮，铜元不折不扣。一、不肖门丁、各班衙役，以及绅董乡长，有鱼肉乡民者，即速撤换。一、往年仓谷无论何人侵吞，非从速垫出不可。”在斗争爆发前夕，县衙正拟增加新捐税，风传养鸡、养狗、生孩子、种地瓜、种花生等等都要征税。聚众15万人。被杀1000多人。1910年4月长沙抢米风潮 1910年发生49次抢米事件。其中规模最大的是长
16、沙抢米风潮。湖南连续遭年灾害，收成一再受影响，灾民年年都有，1909年春到1910年春有一年的水灾，粮食收成不及七成，灾民10多万。这就造成粮价腾贵。米价通常在每担20003000文，这一年涨到7000文以上。造成米贵的另一个原因是日本商人在这一地区收购粮食。1909年夏秋间，长沙各洋行与湖南巡抚岑春蓂签订一项照约，并报经外务部批准，在湖南产米区直接收购粮食，所收购的粮食一部分出口，一部分在中国国内各城市倒卖。1910年春天，外国在湖南购运出的米，每月约2030万担。岑春蓂利用职权，支持其亲信朱祖荫、冯锡嘉等挪用公款，搜购各乡米谷，勾结洋行，运往外地，牟取暴利。月底，长沙零售米价已由原来的每升
17、30文，涨到每升70文，到月中旬更涨到80文。4月11日，担水工黄贵荪的妻子拿80文钱到一米店买一升米，文钱中有几枚已不流通的制钱，米店老板拒绝不收。黄妻离开米店，四处乞讨，傍晚凑足80文钱，来到米店，米价已涨到85文。黄妻被逼无奈，投水老龙潭。黄贵荪闻讯，又带两个孩子投塘自尽。事件迅速传遍全城，群情激愤，形成抢米风潮。(三)从武昌起义看共和革命的必然性 1.四川铁路风潮 1911年5月9日皇族内阁宣布铁路干路国有。“从前规划未善，并无一定办法，以致全国路政，错乱分歧。不分支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商办。乃数年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账甚巨，参进无着；湘、鄂则开局多年，徒资
18、尘耗。”“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支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干路各案，一律取消。”清政府为什么急于宣布铁路国有 借款并不只是为了筑路，甚至主要不是为了筑路，而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清政府公布的1911年的财政预算，岁出为33865万两，岁入为29696万两，赤字为4169万两，再加各省地方行政费3770万两，赤字高达7939万两。解决赤字的办法，清政府只有两条，一是增税，一是借债，而后者是主要的。东三省总督锡良在一道奏折说：“财政日窘，外祸日迫，惟有实行借债可为第一救亡之政策。借债乃十年内救亡之要著。”而向
19、外国借款，就必须有抵押，清政府能够用作抵押的东西已经不多，只有铁路最“值钱”，所以必须把铁路收归国有，以便抵押借款，虽然知道是饮鸩止渴。盛宣怀说明借款与铁路国有的关系：“四国(按英法德美)借款合同不能销灭，所以提议铁路国有。如铁路不为国有，则借款合同万不能签字。是铁路国有之举，其原动力实在于借款之关系。”铁路国有政策失当 铁路国有政策出台的时机不当。光绪和太后病死，袁世凯开缺，已是朝中无人了，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清政府既不能领导完成制度转型的巨大的历史任务，也无力维持统治，有个风吹草动就可能引起其倒台。盛宣怀显然不了解这样的政治局势。收归国有的具体方法不当。干路当时是指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涉及湖
20、北、湖南、广东、四川四省股民，其中四川因为有“按租计谷抽收”的办法集资(俗称铁路捐)，所以川民人人是股东。四川人民要求：公司已用款项，政府发债票抵偿，不必发现金；公司现存款项，政府不得占用，而由商民移用地方建设费用，举办四川航运、银行、教育、工矿等。而盛宣怀的办法是：现有股票一律换成国家铁路股票，这就是说，政府不承认四川铁路公司已用去的款项，并提用现有存款1000多万，却又不修筑川汉铁路，而移去修筑粤汉铁路。而湖北、广东的商股照本发还。上海交通大学盛宣怀像四川铁路风潮2.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是由蒋翊武领导的文学社和孙武领导的湖北共进会组织发动的。计划在1911年10月6日（阴历八月十五日）起义。
21、但因为意外发生湖南炮队事件，延期至10月11日。但10月9日上午又发生意外：孙武在汉口宝善里14号政治筹备处装配炸药，引起爆炸，孙武受伤，被送到德国租界的医院治疗。湖广总督瑞澂命令搜捕革命党人。蒋翊武等在武昌小朝街85号军事筹备处得到消息，决定9日夜12点发动起义。但因时间太晚，出不了城门，命令不能及时传达到炮队，未能按时发动。当晚，蒋翊武等在小朝街被捕。蒋翊武乘机逃脱。在10日晚时左右，驻扎在城内楚望台附近的工程八营响起了起义枪声。按照第八营总代表熊秉坤下午的布置，应在“晚间点头道名后，二道名前，即七点钟时发难”。届时，五棚正目（班长）金兆龙持枪以待，被查铺的排长陶启胜发现，陶大叫一声：“你
22、要造反！”上前去扭住金兆龙。金兆龙大喊：“众同志再不动手，更等何时！”士兵程正瀛立即向陶启胜开了一枪，陶负伤逃走，死于家中。枪声一响，全营大乱，“吆吼声，玻璃碎片声，长官弹压声，与夫枪杆串放如珠声，同时并作”。代理管带阮荣发和右队队官黄坤荣持手枪赶来弹压，被程正瀛和徐少斌击毙。熊秉坤鸣笛集合，但人声嘈杂，不易听到，只有40多人跟他出营，跑步向楚望台军械库前进。楚望台距离工程营1000多米，守卫军械库的士兵已听见工程营的枪声。监视官李克果召集士兵讲话，要他们抵抗“不法匪人”。革命党人代表罗炳顺说：“我等未见一粒子弹，何能抵抗？”李克果就命人打开军械库，搬出两箱子弹，分给士兵，士兵立刻向空中放了一
23、排枪，李克果等军官吓得逃命而去。起义士兵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军械库。工程营起义士兵陆续到达楚望台，约400多人。熊秉坤发表讲话，宣布起义军为湖北革命军，以攻击督署为目标，以完成武昌独立为原则。熊秉坤是工程营党人总代表，但在军中只是一个正目，不具备指挥400多人作战的威望和能力，队伍的秩序渐趋混乱。他正在为难之时，巡哨的士兵在军械库附近搜到工程八营左队队官吴兆麟（队官相当连长）。吴兆麟（18821942），武昌人，毕业于湖北参谋学校和军官讲习所。参加过日知会。有比较丰富的军事知识，在士兵中颇有威望。所以许多起义士兵推他作总指挥，熊秉坤也只好同意，自己处于参谋和监督的地位。攻打总督衙门：起义军在夜晚1
24、1时、12时和凌晨时发动了三次进攻，终于攻下督署。当时正下着小雨，为了使炮队看清轰击目标，起义军在市民支持下，点燃了督署后面的民房，照亮了督署，炮弹于是准确地落入督署。步兵乘机发起猛攻，首先攻占了第八镇司令部。瑞澂看到形势危险，就留下张彪固守，他带着家眷从墙洞钻出去，逃到江边楚豫兵舰上。张彪抵挡一阵，也带着辎重队逃到汉口刘家庙去了。黎明时分，革命军占领了督署，占领了武昌城，一面十八星旗迎着曙色飘扬在黄鹤楼上。11日上午，武昌城的枪声平息，革命党人立即着手建立革命政权湖北军政府（全称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蔡济民、张振武、李春萱、高尚志、陈宏浩、吴醒汉、徐达明、邢伯谦、苏成章、黄元吉、朱树烈
25、、高震霄、王文锦、陈磊等聚集在湖北咨议局，讨论组织军政府，首先是推举都督。蔡济民说：“起义已初步成功，目前最要紧的是重新组织政府，不能这样群龙无首，光武昌起义是不行的，必须马上通电全国，呼吁响应，安民告示非马上发出不可。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德高望重、为全国所知的人，才能号召天下，免得别人说我们是兵变闹事。”有人插话：“我们不是已经推定了总理和总指挥吗？”蔡说：“原来推定的诸人，目下都不在武昌，缓不济急。”于是派人请来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国溶和几位议员来商议。结果，决定推举黎元洪为都督。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黄陂人。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应张之洞之招，到湖北随德国教官训练湖北新
26、军，由管带、统带，擢升为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革命党人在刘文吉家中找到黎元洪，把他请到（实际是押到）咨议局。会议继续进行，吴兆麟、邓玉麟、李翊东、方兴等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决定黎元洪为都督，汤化龙为总参议，分别管理军政和民政，此外还确定了参谋部、民政部、交通部、外交部、庶务部、书记部、军需部的人选。黎元洪坚辞不受都督之职，要革命党人“另举贤能”。这时党人李赐生从汉口送来一份仅存的东京同盟会预拟的安民告示，改换题头之后，交给黎元洪签字。黎吓得舌头打颤，含含糊糊地说：“莫害我，莫害我。”李翊东大怒，用枪逼着他说：“你做满清这大的官，应该杀的。我们今天不杀你，反举你做都督，你还不干。你这生成的奴性，还想
27、戴满清的红顶子，我把你杀了，再来举人。”并抓过笔来，代黎在文告上签字，大家一阵鼓掌。中华民国的第一张文告中华民国军政府鄂都督黎布告就这样生效了，立即抄写多份，张贴出去。黎元洪黎元洪指挥作战各省响应 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上海、苏州、南京、广西、安徽、福建、广东、四川。苏州巡抚程德全于11月1日反正，宣布独立，成立江苏都督府，程德全任都督，张謇任民政部长。程德全命令用竹竿将署衙上的檐瓦挑去几片，表示革命必须破坏。广东。革命党人多次在广东发动过起义，但经过1910年新军起义和1911年“三二九”广州之役之后，党人在广州和新军中的损失惨重，一时无力在广州发动起义以响应武昌。于是胡
28、汉民、朱执信等把重点放在发动省内各地绿林、会党的起义上。11月初，起义军已从四周逼近广州。在城里，绅商各界则要求两广总督张鸣岐宣布独立，以保持大局安定。其时，水师提督李准已暗通在香港的革命党人，并接受胡汉民的指示，准备响应起义，他并且用电话通知张鸣岐他已通款革命军，要张好自为之。在这种情况下，张鸣岐被迫同意独立。11月9日，在咨议局召开各界代表大会，宣布广州独立。原计划推举张鸣岐为都督，但张闻知革命党人要审判他，头天夜里已逃走。各界代表又推举胡汉民为都督，胡于17日到任。3.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当武昌起义时，孙中山正在美国华侨中筹款。10月12日中午，他在科罗拉多州丹佛，从报纸上看到武昌起义
29、的消息。他当时如果立即回国，大约需要20天。但他没有及时回国，而是赴英、法进行外交活动。据他分析：英、美、法、德、俄、日六国与中国的关系最大，美、法会同情革命，俄、德会反对革命，日本是民间同情，政府反对，英国是民间同情，政府未定，因此外交关键是英国，如果能使英国政府赞成革命，那么日本就不能为患了。孙中山先在美国活动，希望美国政府支持革命，但没有结果。11月2日，他从纽约赴伦敦，在英国逗留10多天，也无成果，他想向四国银行团借款，遭到拒绝。21日到法国，向东方汇理银行商谈借款，也遭拒绝。24日从马赛乘船归国。国内独立各省早已盼望孙中山归国。虽然武昌起义不是在他直接领导下发动的，却是在他的影响下发
30、生的，这是无庸置疑的，他是中国革命的首倡者，为革命奔波16年，屡仆屡起，百折不挠，在革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是公认的革命领袖。湖北军政府在10月31日发布的中华民国公报，就中以“中华民国军政府大总统孙”的名义发出的。江苏都督程德全于11月16日在神州日报上发表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一文，建议东南各省军政府联电恳请孙中山迅速归国组织临时政府。文中说：“中山先生为首创革命之人，中外人民皆深信仰，组织临时政府舍伊莫属。”孙中山于12月25日到达上海。29日，在南京的各省代表召开会议，选举临时大总统，17省代表每省一票，孙中山以16票当选。本来，孙中山的意见是不要“临时”二字，以利于争取外国对革命政权的承
31、认，有利商借贷款，但他的意见未被采纳。1912年1月1日上午10时，孙中山从上海乘专列赴南京就职。下午到南京，受到军民热烈欢迎，礼炮齐鸣，欢声雷动。临时大总统府设在前两江总督衙门。当晚孙中山宣誓就职。他亲自宣读临时大总统誓词：“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民国。”同时发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和告全国同胞书；发布大总统令，定国号为中华民国，从即日起改用公历纪年。(四)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 1911年11月9日，黄兴以中华民国战时总司令官的名义致函袁世凯，
32、要他不要忘记三年前被开缺回籍、险遭虎口的教训，劝他乘机推翻清王朝，说：“人才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勿坐失。”唐绍仪谈共和 在南北会谈的第二次会谈中，北方代表唐绍仪曾对南方代表伍廷芳说出他的谈判总方针：“共和立宪，我等由北京来者无反对之意向。”“但此等为同胞之事，今日若无清廷，即可实行，既有清廷，则我等欲为共和立宪，必须完全无缺之共和立宪，方为妥善。黄兴有电致袁内阁云：若能赞成共和，必可
33、举为总统。此电由汪（精卫）君转杨度代达袁氏，袁氏谓此事我不能为，应让黄兴为之。是袁氏亦赞成，不过不能出口耳。共和立宪，万众一心，我等汉人，无不赞成。不过宜筹一善法，使和平解决，免致清廷横生阻力。且我共和思想尚早于君，我在美国留学，素受共和思想故也。今所议者，非反对共和宗旨，但求和平达到之办法而已，请示办法。”清帝逊位 2月12日，隆裕太后带着六岁的小皇帝溥仪在养心殿含泪将退位诏书交给外务大臣胡惟德，布告全国。诏曰：“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 1912年2月13日，袁世凯致电南京临时政府，承认“共和为最良的国体”，表示“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同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登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