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税收定量分析3-经济增长理论领域的税收研究-精选文档zrf33310163 Session 3 税收定量分析 session 3经济增长理论领域的税收研究 从经济学的诞生开始，经济学家们就意识到了税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对经济增长中税收作用的研究也同时起步。经济增长理论的持续发展不断为税收研究提供着新的平台。伴随着经济增长理论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一直发展到最新的内生增长理论，税收研究的思想也不断演进。本章主要介绍税收相关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并对相应的各种税收研究模型进行分析和评述。1税收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从古典经济学开始，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而对其中税收作用的研究也同时起步。
2、古典经济学家都信奉“萨伊定律”，即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无论供给有多大，都会有相应的需求与之相平衡。因而在他们眼中，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增加供给。Smiht认为经济增长表现为一个国家所生产的总产品的增加，这又由两个因素所决定，一是一国的劳动生产率，二是生产工人与其他人口的比例。其中第二个因素通常变化不大，因而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Smiht发现，劳动分工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具有重大的作用，专业化的分工大大提高了工人的工作效率，而劳动分工的深化离不开资本的支持。即经济增长起源于劳动分工，而产生分工的必要条件则是资本积累。因此Smiht认为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影响资本积累而实现。
3、可以看出，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税收降低了投资者的预期收益率。社会所有个人的独立投资形成了资本积累，而他们投资的动机来源于预期利润。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必须为投资者提供一个较高的预期收益率从而促进投资和资本积累。要做到这一切，一个良好和宽松的投资环境就是必不可少的。很显然，税收不应该设定的过高，否则将直接降低预期利润而打击投资。另一方面，税收减少了各阶级的可支配收入，从而直接减少投资影响资本积累，进而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税收都是经济增长的阻碍。为了促进经济增长，设定税负水平的原则应该是能低则低。理想状态是废除所有多余的政府职能，设立一个只具有必要国家职
4、能的的“廉价政府”，从而将税负保持在较低水平，进而增加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2 税收与凯恩斯学派 对凯恩斯学派来说，税收是调节经济运行的重要杠杆，政府通过制定合适的税负政策可以调节总需求，保持短期内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问题是，如果我们要考查税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应该如何研究呢?凯恩斯学派的重点是短期分析，而不涉及资本积累的动态过程，也无法回答这一问题，随后发展起来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正是提供了一个研究长期动态影响的框架。3 税收与古典增长理论3.1 Solow-Swan模型与税收 在Solow一Swna模型中，财政政策是外生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只能通过储蓄率的传导来实现，即财政政策改变了储蓄
5、率，而储蓄率又影响到经济增长，由于在稳态时sf(k*)=(n+)k*，在短期内储蓄率的上升会产生短暂的高增长，但是当经济再次达到新的平衡路径以后，人均增长率再次为0。这就意味着储蓄率只具有暂时增长效应，与此相应任何财政政策都不具备长期增长效应。在短期内，财政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唯一途径是储蓄率，但是税率和储蓄率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变量，财政政策对储蓄率的作用途径是未知的，因此Solow一Swna模型中财政政策对短期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间接而且不明确的。3.2 Cass-Koopmans模型与税收 在Solow一Swna模型中，储蓄率是决定短期增长以及稳态资本存量的关键参数，而这一参数是外生给定的，这样的
6、结果显然不能了令人满意。CasS(1965)和Koopmnas(1965)在储蓄率的内生化上取得了突破，他们利用Rmasey(1927)的方法，采用永续效用函数考虑消费者效用最大化问题，从而将储蓄率内生化，建立了最优增长模型(Cass-Koopmnas Optimal Growth Model)。他们得出储蓄率是利润率的函数，因此税收政策可以通过降低利润率影响储蓄率，从而对资本积累、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下面，我们来介绍这个模型。与Solow-Swan模型相比，Cass-Koopmans模型中家庭的储蓄和消费决策是通过效用最大化决定的，这就意味着储蓄率不是固定值。如果在Cass-Koopmans模
7、型中引入资本所得税，那么由于税收改变了储蓄的回报，就有可能影响到消费者储蓄和投资的决策，进而改变储蓄率，影响短期中的经济增长。资本边际回报率 由于征税使得资本的边际回报率下降，会打击消费者的投资需求，从而减少储蓄降低经济体的资本存量，最终稳态产出水平由k*下降到k。但是当经济达到稳态之后，即资本的边际回报等于资本使用的成本时，资本积累将会停止，人均产出、资本和消费将不再发生变化。如果假定技术进步率为，那么经济处于平衡增长路径时，增长率完全由决定，与税率无关。3.3新古典增长领域的税收研究 由Solow-Swan模型以及Cass-Koopmans模型可知，税收政策只有短期和水平效应，而没有长期增
8、长效应。这一结果也限制了新古典增长理论领域的税收研究。因而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税收的福利效应、税率变化的短期增长效应及其对稳态资本劳动比的影响。在Solow-Swan模型中，影响福利以及稳态资本劳动比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储蓄率，储蓄率的上升可以给经济带来短暂的高增长。如果政府财政政策能够改变储蓄率的话，就意味着税率变化也具有短期的增长效应。我们知道资本所得税会降低实际利率，如果储蓄率也随利率变动的话，那么资本所得税就会对储蓄率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一思想由Boskin(1978)等提出，通过引入储蓄的利率弹性，开创了利用Solow模型分析税收影响的研究。Boskin(1978)分析了征收资本所
9、得税引起的福利和收入分配效应，发现了储蓄的利率弹性的重要作用。通过选择不同的弹性值，不仅可以降低稳态时由于征税引致的福利损失，还可以将收入从资本所得转移到劳动所得，从而改善收入分配的状况，Boskin还利用美国的历史数据估计了储蓄的利率函数。不过以今天的消费者行为理论来看，不可能确定一个稳定的总储蓄的利率函数。因为储蓄方程必然与现在和将来的收益预期相关，而且和无限时间维的需求函数有关，这种复杂性决定了不可能对它进行准确的计量估计。因此在Solow-Swan模型给出的分析框架下，不可能对税收的影响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到了1981年，几乎同时，Brock和Turnovsky(1981)、Chamle
10、y(1981)和summers(1981)都引进了和Cass-Koopmans模型类似的框架分析税收的影响。他们引入了理性预期的假设，认为消费者会追求在永续时间内消费效用总和的最大化。将消费者在不同时期的效用折现，通过求解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就可以确定消费水平，进而也确定了储蓄水平。通过使用效用函数代替储蓄函数，就避开了对储蓄利率函数的研究，从而突破了Solow模式的局限，推进了税收研究的方法。Chamley(1981)采用了和Cass-Koopmans模型完全相同的模型框架分析资本所得税引致的效率损失。发现相较于一次总付税(lump-sum tax)，资本所得税所产生的额外负担和资本与劳动的
11、替代弹性成正比。如果将资本所得税改为一次总付税，那么在理性预期的情况下能够取得最大的收益，而在短视的情况下只能获得理性预期情况下收益的60%。Summers(1981)通过消费者生命周期效用最大化得到了征收不同税收时的储蓄函数，并比较了稳态时期的经济水平，他发现如果用劳动所得税取代资本所得税，可以使得稳态时期的消费水平显著增加。而Brock和Turnovsky(1981)在Cass-Koopmans模型单部门的基础上考虑进了政府、公司，从而扩展成三部门模型。他们的模型有以下三个特点：所有家庭和厂商的需求和供给函数都是行为最优化导出；始终具有理性预期；所有市场不断结清。在这三个条件的均衡也被称为
12、“完美预期均衡”。由于Brock和Turnovsky(1981)中存在三种部门，因而可以考虑各种形式的公司和个人所得税，进而可以模拟真实世界中的税收结构。他们发现，由于税收结构的不同，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均衡资本结构，从而影响着政府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他们的结果也说明在理性预期，行为最优化的条件下，政府可以采取适当的税收政策，提高稳态时的资本劳动比率。在20世纪70、80年代，税收研究在新古典增长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不但突破了Solow-Swan模型中储蓄率固定的限制，并且从单部门模型逐渐向多部门扩展。不仅如此，新古典增长模型还是基本供给学派的理论基础，这一学派与流行供给学派一起构成了影响巨大的供
13、给学派。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内生增长理论的出现以及一般均衡理论的完善，税收理论已经不再局限于新古典增长理论。下面将介绍著名的供给学派的税收研究。4税收与供给学派 20世纪70年代，由于石油危机而使发达国家经济出现了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失业率并存的“滞胀”现象，传统的凯恩斯经济学对此无能为力。于是，作为对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革命供给学派诞生了。供给学派的主要观点是：凯恩斯学派的“有效需求管理”政策不能使经济摆脱“滞胀”，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总供给而不是总需求。只有解决资本和劳动投入的数量和质量及其使用效率等“总供给”问题，才能使经济重新恢复活力。因而他们主张政府应该全面减税，以增加社会储蓄、
14、投资和劳动，从而刺激经济增长。根据对供给学派及其税收政策解释的不同，供给学派又分为基本的供给学派和流行的供给学派。基本的供基本的供给学派给学派将古典与新古典经济理论运用于政府决策，在此点上无异于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其代表人物为Feldstein。Feldstein(1974)使用Kaldorina储蓄函数研究税收的效率问题，即研究存在对应于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两种收入的不同储蓄率时的情况。他发现纯粹资本税(利润税)不仅减少资本所得，也减少了劳动所得，而储蓄的利率弹性则是决定这一过程的重要因素，在某些弹性组合下，资本税引起的收入减少可以主要转嫁到劳动所得来负担。Feldsetni(1978)则研究了
15、征收资本所得税引致的福利损失。从这两篇文章可以看出，基本供给学派主要关注税收引致的经济效率问题，他们认为征税会带来效率损失，因此主张降低税率。不过由于基本供给学派主要人物都是经济学者，其影响也主要在学术领域，而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吸引广泛注意的不是基本供给学派，而是流行供给学派及其政策主张。流行供给学派流行供给学派最重要的建议就是降低税率。他们认为，滞胀之所以会出现，完全是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后果。如果需求毫无节制地扩张，其后果将只是货币发行的扩张以及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如果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影响到投资增长，那么必然会使得产出下降，生产陷入停滞。因此要促进经济增长，必须以扩张供给作为核心政策。而边际
16、税率对于投资又具有导向性作用，如果经济具有低边际税率，那么厂商将会乐于投资，生产也会得到不断的扩张。所以在他们看来，减税就是最重要的经济政策。流行供给学派的先驱是Mundell，但是他只是在70年代初期抨击通过增税方法来抑制通货膨胀的做法，而主张一方面应紧缩货币供给量以抑制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应该实施减税以刺激经济增长，而且减税之后政府的税收未必减少，因而不一定会增加政府预算赤字。但是他并没有专门发文论述这一问题，之后也没有继续相关的研究。流行供给学派最著名的人物是Laffer，1974年，他在一家餐馆的餐巾纸上画出了著名的Laffer曲线，即一条反映税率与税收收入关系的曲线：起初，当税率在“正
17、常范围内”时，政府收入会随税率的提高而增加，并达到最高点，接着，当税率提高到“禁区范围”时，税收收入开始下降。因此，Laffer及其他供给学派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从禁区范围内削减所得税税率将大大扩展经济活动及所得税收入，并促使人们照章纳税。流行供给学派并没有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但由于他们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来自于华尔街，并利用各种媒体广泛宣传他们的政策主张，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学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81年，新上台的里根总统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开头就声明，他的计划与过去美国政府以需求学派为指导思想的政策彻底决裂，改以供给学派理论为依据。但是，里根政府的实践表明，减税没有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而
18、是减少了财政收入，赤字年年增加。所谓减税会自动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Laffer曲线”破产。在现实种种问题面前，供给学派受到巨大责难。里根政府也从减税的立场上后退，在1983年的预算法案中明确把增税作为减少政府赤字的手段，这标志着供给学派在实践上的失败，并从此衰落下去。这一领域在国内也有相关的研究，比如马栓友(2019)利用Laffer曲线计算出使中国税收收入最大化的Laffer税收比率为33.67%。5税收与可计算一般均衡理论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模型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尤其是在分析宏观政策影响以及资源
19、配置效率的领域。与局部均衡模型相比较，CGE模型的优势模型的优势在于可以考虑复杂变量间的相互影响。局部均衡往往把经济系统的某一部分从整体中分离出来，只观察这一局部变量的变化，而把经济系统的其他部分假设为不变。这样，局部均衡只能研究单一市场的均衡，而无法考虑经济系统的其他部分对单一市场的影响。CGE模型则以经济系统整体作为研究对象，考虑到经济系统内的所有市场和价格的相互影响，因而可以得出比局部均衡更为合理的结论。5.1一般均衡理论及建模的发展 一般均衡理论是当代经济学理论的核心之一。它的思想来源可以追溯到Smith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论断，即在一个分散决策的经济中，追求个人最优的行为会在价格调
20、节下实现社会最优的资源配置，这也可以看作追求个人最优的行为决策通过价格机制达到了相互间的均衡。当代的一般均衡理论是由Walras所创建的，在Walras(1874)中，给出了列写一般均衡联立方程组的方法。进入20世纪以后，一般均衡理论在两个方向上取得了进展。首先是在线性多部门领域线性多部门领域，Von-Neumann(1937)首次引入了线性生产系统的概念，建立了Von-Neumann线性多部门模型，并利用布劳威尔不动点定理(Brouwers，Fixed Point Theorem)第一次证明了均衡的存在性。之后，Leontief(1936，1947)设计出投入产出模型，并给出了列写Leont
21、ief线性多部门模型方程的方法，从而开辟了线性多部门经济理论的新领域。在Leontief及Von-Neumann等人工作的基础上，Samuelson和Solow(1953)首创动态列昂惕夫系统分析，Samuelson，Dorfman和Solow(1958)应用线性规划方法研究Von-Neumann线性多部门模型的最优增长解，得到“快车道(Turpike)定理”。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这些理论诞生了第一类CGE模型，这类模型既是多部门模型或者投入产出模型，也是CGE模型。一般均衡理论的另一个方向是Walras非线性一般均衡。Arrow(1951)以及Arrow和Debreu(1954)利用
22、角谷不动点定理(Kakutanis fixed point theory)证明了一般条件下一般均衡解的存在性与唯一性，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了一般均衡的存在性问题。但是，Arrow等人只是给出了抽象意义上的证明，而不涉及具体求解的算法。直到Scarf(1967)给出Wslras型一般均衡模型的具体算法之后，Walras型CGE模型才开始大量涌现。这两类CGE模型在模型的设定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Walras型CGE模型假定各经济单位行为最优化，包括生产者利润最大化以及消费者效用最大化，而在Leontief投入产出模型中，经济单位的行为不一定需要最优化。其次，两类模型对生产技术的设定也不同，Walras
23、型CGE模型使用非线性生产技术，而投入产出模型多使用了线性生产技术。另外，两类模型对价格的假设也不同，在Walras型CGE模型中价格内生而且可以结清市场，而投入产出模型则没有这一假设。但是，这两类模型均以经济系统整体为研究对象，可以反映部门间的关联以及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的联系，因此从广义上来看都可以看作一般均衡模型。而且目前出现了非线性投入产出方程，因而可以利用投入产出模型研究非线性生产技术，两类模型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在zhang jinshui(2000)中成功地将中国6部门动态CGE模型表示成Leontief动态投入产出模型，从而说明两类CGE模型在本质上是统一的。5.2税收与可计算一
24、般均衡模型 税收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十分复杂，某种税率的变化，不仅会直接改变税收负担的分配，还会影响到价格、工资、利率等多方面的因素。因此要研究税收问题，必须考虑到税收对经济中的价格、结构等的影响，考虑各经济主体对价格的反应以及反应间的相互作用。这意味着需要在一个包括了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分析框架，显然CGE模型是非常合适的一个研究工具。Harberger(1962)首次把一个关于税负分配的两部门模型引入财政领域，标志着一般均衡模型成为税负分析的标准工具。Shoven和Whalley(1972)利用Scarf(1967)的算法将Harberger模型扩展为多部门模型，并成为第一个标准的税收CGE模型。
25、但这个模型只能分析公司所得税，Shoven和Whalley(1973)则可以同时考虑多种税收的影响。下面，我们将首先介绍这个模型的主要结构，然后在此基础上引入税收分析。CGE模型中包含多个产品和消费者，是对现实经济的高度近似，因而这种研究也更加接近于实际情况。然而同时我们也看到，图2.8中的模型中并不包含时间的动态效应，产品在当期市场上达到均衡。以Shoven和whalley(1973)为代表的税收CGE模型也往往只考虑短期内的均衡情况，而不涉及资本的动态变化。原因在于包含多个产品部门和消费者的CGE模型已经十分复杂，如果进一步引进资本的动态变化就将会变得几乎不可计算。这就决定了税收CGE模型
26、研究的局限性，即其主要用于分析税负的福利影响、税负的分配效应等问题，而无法研究税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情况。当前，税收CGE模型领域的主要研究工作如下:Stuart(1984)建立了一个两部门CGE模型。他假定经济由征税的市场部门和不征税的家庭部门所组成，假定每个部门内部的资本固定不变并且不能跨部门流动。政府支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不影响家庭福利的政府消费，另一种是增加家庭收入的转移支付。在这些假定下，他计算了美国个人所得税、工薪税和消费税的净成本。如果新增税收收入都以一次总付转移支付形式分配出去，在劳动的补偿供给弹性为0.2%0.84%和边际税率为42.7%时，每美元税收造成的边际成本是21
27、100美分;在边际税率为46%时，每美元税收造成的边际成本是24133美分。这意味着政府增税具有很大的隐形成本，而消除歧视性的税收可能带来潜在福利的巨大改善。同时，他还发现转移支付的边际成本高于政府消费支出。在第一种边际税率的假定下，1美元政府消费支出的边际成本只有7美分，这大大小于转移支付引致的21美分。Ballard，Shoven和Whalley(1985)采用多部门、跨时期的CGE模型，计算了美国所有主要税种的边际超额负担。在不同的参数取值下，他们计算出1美元税收的边际成本介于1756美分之间。这一结果虽然小于Stuart(1984)，但是依然十分显著，说明政府增税的成本一般都不会很低。
28、Hansson和Stuart(1985)利用一个两部门和两种投入的CGE模型，计算了欧洲福利国家瑞典的税收效率成本。与Stuart(1984)类似，他们也发现转移支付的边际成本高于政府消费支出。额外征收1美元税收收入的边际净成本，在用于财政转移支付时为1.3美元，在用于政府购买支出时为0.7美元。瑞典税收的边际效率成本远高于美国的数字，这主要是因为瑞典的高税率，当时瑞典一个平均纳税人的边际税率约达70%。Jorgenson和Yun(1990)也利用多部门CGE模型计算了美国1986年新税制的效率成本。他们将资产区分为长期和短期资产，公司、非公司企业和家庭持有的资产，并区分了边际税率和平均税率，
29、还考虑了不同类型收入的不同税收规定。他们发现，税收的边际效率成本相当于税收收入的38%，平均效率成本相当于税收收入的18%，说明税收支出引致了相当大的福利损失。在我国，王韬、陈平路和周建军(2019)建立了一个简单的税收CGE模型，发现在我国征税的福利损失占国民收入的0.2%，占税收收入的3%。这说明我国的税制也存在着相当规模的效率损失。因此我国也要注意不断完善和优化税制，提高我国税制的经济效率。6税收与内生增长理论税收与内生增长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Romer(1986)和Lucas(1988)的模型为开端，经济增长理论出现了把增长率解释为内生现象的新研究方向。在这些模型中引入
30、了大量的内生要素，它们的一个共同效果就是使得物质资本的边际收益不再递减。既然经济增长率是内生要素作用的结果，那么财政政策，尤其是税收政策，就可能对增长率产生影响。这样就开创了税收研究的新框架，以往只能研究税收的福利和短期效应，而无法研究税收长期增长效应的局面就被打破了。从上个世纪末90年代至今，出现了大量利用内生增长模型研究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章。在这一领域，首先引起关注的是资本所得税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关注于这一效应是否存在及其影响大小。由于资本所得税降低了物资资本的边际收益，而资本的边际收益又是决定增长率的关键因素，人们当然有理由怀疑资本所得税具有经济增长效应。这一方面的研究集中在AK模
31、型以及人力资本内生增长模型，以Lucas(1990)与Rebelo(1991)以及King和Rebelo(1990)的研究为代表。另一类研究则不仅局限于资本所得税的研究，还将研究扩展到总税负水平(比例税率)，以Barro(1990)的研究为代表。在这类模型中，政府投资支出作为生产性公共资本进入生产函数，进而成为产生内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作为政府支出来源的税收，同时也具有了经济增长效应。7税收与税收与AK模型以及人力资本增模型以及人力资本增长模型长模型 7.1税收与AK模型 首先以Rebelo(1991)以及King和Rebelo(1990)的模型为例，来了解AK模型中税收的作用。在AK
32、模型中，假定经济中只存在一个部门，使用线性生产技术:y(t)=Ak(t)其中A为不变的资本边际收益。这一线性生产函数是AK模型与Solow模型的主要区别。可以看出，在AK模型中资本的边际产出是正常数A，所以不存在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这正是AK模型能够产生内生经济增长的原因。7.2税收与人力资本增长模型 由于模型具有多个状态变量和税率变量，因此模型的分析非常复杂。为此，Lucas使用美国19551985年间的数据对模型进行了税收模拟，发现当取消资所得税时，美国的资本存量、消费和福利水平都会得到显著的增加，但是经济增长率则几乎没有变化。由于人力资本模型的增长主要来源于人力资本的积累，而物资资本边际报
33、酬的变化并不影响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资本所得税不具备增长效应。Rebelo和Stockey(2019)的研究结果也肯定了Lucas(1990)的结论，即当所有部门人力资本占有很大的比例，且对人力资本不征税时，对物质资本征收所得税几乎不会引起增长效应。虽然减税没有增长效应，但是对平衡增长路径上的福利影响却很大，这也和卢卡斯的结论一致。此外，他们的模型也非常好地拟合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数据。由此可见，由于推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的不同，对于资本所得税是否影响经济增长会有不同的结论。人力资本模型中资本所得税的作用有限，因为物资资本并没有产生内生增长。而AK模型中广义资本的不变边际报
34、酬产生了经济增长，相应的资本所得税也就严重影响到经济增长的速度。在这一领域，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研究不同税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类模型多为两部门或者多部门模型。Pecorino(1994)在Lucas(1990)的基础上建立了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不同的是他假定人力资本生产也使用物质资本，并且对其劳动投入部分征税。他认为Lucas的模型设定低估了税收改革的经济增长效应。他也以美国1985年的经济状况为基础，尽量使用和卢卡斯相同的参数值设置，模拟结果显示：在以消费税取代所得税时，可以使经济增长率有1%左右的上升，大于Lucas的估计结果，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假定了对人力资本征税；而使用工资税代替物质资本税
35、则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但是幅度很小。由此可见，工资税和消费税对经济增长率有着完全不同的影响。Devereux和Love(1994)在king和Rebelo(1990)模型的基础上，构造了一个两部门内生模型来分析各种税收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增加资本所得税、工资税和消费税都会降低经济的平衡增长率，但经济对三种税收的动态反应差别很大。资本所得税会导致生产要素从物质资本(最终产品)部门流向人力资本生产部门，由于在转型过程中生产要素转移到人力资本的生产，使得产出的路径永久性地降低。而工资税和消费税则只是减少劳动总工时，不会使得生产要素在各部门间重新配置，从而对产出水平的影响较小。Mendoza，Fer
36、retti和Asea(2019)建立了一系列人力资本推动的内生增长模型，并假设人力资本的生产也使用到物质资本。他们利用11个OECD国家19651991年的有效税率数据，分析了税收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各种税收的效应取决于很多方面，包括家庭对其时间的主观评价、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可利用的技术和所得税的归宿等。其中，资本所得税会降低经济增长率，而消费税的增长效应不确定，依赖于劳动供给的弹性。他们利用美国经济数据进行了模拟，发现尽管税率的大幅变动对长期投资率会产生一定影响，但产出的长期增长率几乎不会产生任何变化。综合以上研究结果显示，只要人力资本的生产使用到了物质资本，那么对物质
37、资本征收所得税肯定不利于经济增长，因为投资回报率的下降会导致生产要素从物质生产部门的转出，同样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资本所得税带来的经济增长负效应一般也显著高于工资税和消费税，因为后两者的变化并不会影响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对劳动征收所得税一般都会降低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因为劳动税是对人力资本收入征税，也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消费税的增长效应则不太容易确定，依赖于模型的参数设定。8税收与生产性公共资本增长模型税收与生产性公共资本增长模型 在AK模型和人力资本模型中，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间接的。而生产性公共资本增长模型则不同，在这里，政府公共支出成为产生内生增长的关键性因素，因而税率的变化直接影响到
38、了经济增长。这一领域的研究以Barro(1990)为代表，不同学者的研究分别考察了了公共支出流量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的生产性，还有的模型同时在生产函数中考虑了多种公共支出的生产性。下面我们将分别介绍这些模型的研究情况。8.1公共投资流量模型 根据Baror和Sala-i-Martin(1992)，我们可以定义三种不同类型的公共支出:1.类似私人品的公共支出，每个厂商对公共支出的享用是独占的，也就是竞争而且排他的。2.Samuelson(1954)类型的纯粹公共品，每个厂商都可以享受到全部的公共支出，也就是非竞争且不排他的公共支出。3.竞争但不排他的拥挤性公共支出(例如高速公路、绿地等)，每个厂
39、商在享受公共支出时并不排斥其他人的使用，但是会影响到他人享有公共支出的数量。在Barro(1992)中，不同类型的公共支出产生了不同强度的生产外部性，从而产生了不同大小的稳态增长率，这一点可以从我们下面对各个模型的简要介绍中看出。由于Barro(1992)假定外生政府支出，而个人将税后收入用于资本积累和消费，因此三种模型都具有相同的结构，如图所示 8.1.1私人品型公共支出模型 8.1.2纯粹公共品型公共支出模型 8.1.3拥挤性公共支出模型 从分权增长率公式及相应的社会计划解可以看出，除了拥挤模型的社会计划解以外，在公共支出的规模(即税率=G/Y)和其引致的增长率之间存在着倒U型的关系。随着
40、税率的增加，增长率先上升，当税率达到最优值了时，增长率也达到最大，此后随着税率的进一步增加，增长率有逐渐下降。税率对增长率的这种影响是由模型中公共支出的性质决定的。一方面，公共支出减少了私人部门的税后边际产品并降低增长率，但同时税率的提高也增加了公共支出的供给，进而提高私人部门的生产效率和增长率。在政府支出的规模较小，税率达到最优之前，后一种效应占主导地位，经济的增长率不断增加;但是当政府支出的规模超过了之后，前一种效应将占据主导，增长率会不断下降。由此可见，在引入公共支出的生产性之后，比例税率对于经济增长率产生了重要作用。在一定的阶段，即税率达到最优值以前，税率的提高甚至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这与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各种模型的研究结果完全不同。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税率的提高对增长没有任何影响。在人力资本模型以及AK模型中，即使税率对增长率产生影响，税率的提高一般只会降低经济增长率，而不可能提高经济增长率。很显然，在假设公共支出的生产性以后，公共支出成为了内生增长的源泉。8.2公共资本存量模型 8.3多重公共支出投入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