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主讲：梁光华教授主讲：梁光华教授汉字与中国历史汉字与中国历史 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考鉴研究历史有考古和依据文献记载等多种方法。今天，我们试图从汉字起源所蕴涵的文化意义这个角度来研究中国历史。一、19世纪末，1899年在河南省安阳小屯村发现的距今3300多年前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是考证、研究我国商代历史的最重要的文献文物。甲骨文比较全国地记录了商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农业、文化、社会习俗、商王世系及其继承次序等多方面的历史。甲骨文是中国古代成系统的最早汉字。商代百科全书式的历史，仰仗甲骨文得以全面的记录。这是汉字直接记录、反映中国历史的铁证。例如史记殷本纪详细记载了殷商从始祖契到最后一个商
2、王帝辛（纣王）的世系。但是史学界普遍怀疑司马迁的记载不一定可靠。20世纪初，著名学者王国维根据1899年以后出土的商代甲骨文，考释、研究了甲骨文关于商王世系的记载，1917年2月写下了著名的两篇论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见观堂集林卷九）。王国维先生在这两篇论文中，依据甲骨文的记载论证了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关于殷商世系的记载是基本可靠的，当然也据甲骨文订正了史记的一些错误。如“报丁、报乙、报丙”应校正为“报乙、报丙、报丁”等等。王国维先生的研究结论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又例如：“成周”，是西周的东部洛邑。尚书洛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成周故址传说在今河南洛阳市东
3、郊白马寺之东。因为以前在今河南洛阳市东郊白马寺之东一直未有地下出土文物加以证实，所以人们怀疑周公（姬旦）为成王所营建的东都“成周”不一定在洛阳白马寺之东。江林昌夏商周断代工程与先秦史学、文学、民俗学一文2001年8月在文史知识发表，介绍夏商周断代工程组1996年秋在洛阳白马寺之东进行考古发掘时，在灰坑H108第一层和第三层中发现有数块龟甲腹片，均有凿、灼，其中一片刻有“成周”二字。这片甲骨上的“成周”二字具有重大的价值：第一，证明史籍所载西周初年周公为成王营建东都“成周”是历史事实；第二，“成周”所在地确实是在洛阳白马寺之东。史籍所记载的史实、地址，得到地下出土文物和甲骨汉字的证实，这是确凿可
4、信的。史学界、考古界以前的一切怀疑均可涣然冰释。二、商代以前的历史，由于传世文献实物缺乏力证，地下出土文献文物又不足征，所以史学界众说纷纭，加之20世纪上半叶疑古思潮盛行，以致很多学者怀疑商代以前的历史多为传说之史，怀疑夏代的存在，无法确知夏代、商代的起始分期。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例如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叙论说：按照传统的说法，夏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朝代，它统治了四百多年，活动的中心是在今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的地区。一般认为，这个朝代约当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十八世纪，是中国奴隶社会的开始。考古工作者为了探索夏的真相，正在进行工作。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还只是传说
5、中的夏。从地下材料和经地下材料检证的文献材料来看，三千六百年前的商，是第一个可考的朝代。三千六百年，是现在所知有文献的历史逐步展开的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第9次印本）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学家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考古发现了比商代甲骨文更早的距今四、五千年的数十座城址和大型祭祀遗址、出土文物以及文物上的文字。吴春明先生1999年8月27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考古考察一文，指出：“距今47004000余年间，即广义的龙山时代，这是中国早期城池的繁盛时代。”时代的城或相当于城的遗迹。这是中国早期城池的繁盛时代。”光明日报2002年2月24日报道：内蒙古赤峰市敖汉
6、旗兴隆洼考古发现了距今8000年的“华夏第一村。”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国历史的研究，任命李学勤等三位首席科学家在“九五”期间领衔实施了“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经过众多科学家、文史学家共同攻关，首次准确地考证了公元前2070年为夏代的起始年，公元前1600年为夏代终结、商代起始之年；考证并公布了“三代年表”（夏、商、周），填补了我国年代学史上的空白。（参见商务印书馆文史知识2001年第8期第5页）距今4072年的夏代，成为我们中国有传世文献记载、有出土文献文物证实，而且得到中国政府和海内外学术界公认的最早历史朝代。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为这一重大科研成果的取得和公布，为祖国
7、悠久的历史而感到自豪。三、从古到今，人们都说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司马迁的史记开篇的五帝纪从原始社会晚期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说起。史学界多认为这五帝是传说中的五帝，但也普遍认为中国的历史应该比夏朝更早，季羡林教授2002年2月7日在光明日报上撰文指出：“中华古代史不能封顶”。比夏朝更早的中国上古历史究竟应该早到什么年代，众说纷纭，至今仍无定说。稽考历史，最重要的是必须占有传世历史文献实物和地下出土文物。在我国的上古史研究中，由于缺乏文献文物，所以历史学家曾为“上古茫然昧无稽考”的浩叹。康有为曾在其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一页）中说：“吾中国号称古名国，文明最先矣。然六经以前，
8、无复书记。”康氏这里所说的“六经以前，无复书记”，主要是指传世的商周以降的文献史料。学术研究，贵在创新。现在我们以汉字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上古史，根据汉字的起源发展，根据地下出土文物及文物上的汉字来研究中国的上古历史，足可弥补传世文献不足征的缺憾，足可拓展历史研究的新领域，足可得到历史研究的一种新方法。20世纪我国考古界发现了大批珍贵的出土文物。例如1954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很多陶器，陶器外口沿上有规律地刻有几十种符号：郭沫若先生在其古代文字之辩证发展一文中考证指出：“半坡遗址的年代，距今有六千年左右。我认为，这也就是汉字发展的历史。”“陶器不仅是美观实用的工具
9、，而且上面还刻有许多符号。这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于省吾先生在其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更为直接地肯定：“这是文字起始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文物1973年第2期）郭沫若先生把他的研究观点写入1976年人民社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史稿之中，影响很大。姚太中、米运昌先生主编的简明中国史也指出：“在半坡、姜寨和关中其他仰韶文化遗址的陶器外壁发现很多整齐规则，并有一定规律性的刻划符号。这些符号散见在270件陶器上，共有50余种。表明它已具有简单文字的特征。”（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许嘉璐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指出：“在仰韶文化的陶片中发
10、现有羊的图形，已是羊字的前身，其构图是一只羊的全貌，其直观形象性远比甲骨文中的羊字要强烈得多。”（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第17页）我们将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陶器上的刻划符号与甲骨文作一些比较：西安半坡刻符号：甲 骨 文：楷 书：十 廿 五 七 八 玉 阜 屮（屮，ch草木出生。古草字。）很明显，甲骨文的这些汉字与西安半坡遗址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几乎是相同的。据同位素C 测定，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器距今6000多年，史称仰韶文化时期（相当于新石器时代后期）。可见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陶器上的字形符号是距今6000多年的原始汉字，比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说文解字等古籍所说的“黄帝之史（
11、官）仓颉初造书契”的观点，早出一千多年！1974年，山东省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了大汶口陶器，陶器上有四个象形符号：考古工作者几乎同时在山东省诸城前寨遗址出土的陶器上，也发观了一个残缺的象形符号：唐兰先生在其关于江西吴域文化遗址与汉字的初步探索（文物1975年第7期）中释（1）为“戉”（yu,古兵器，似大斧）,释（2）为“斤”，释（3）为“炅”（jing，光；明亮），释（4）为“炅”的繁体。于省吾先生则释（3）、（4）为“旦”。唐、于二先生均认为大汶口陶器上的象形符号是原始汉字。裘锡圭1988年研究指出：“（5）显然是（4）的残文，（4）应该是（3）的繁体。”“在汶口文化晚期，生产已经相当发达，社
12、会的贫富分化已经颇为显著，记录语言的要求很可能出现。上引象形符号（4）的结构相当复杂（有人认为象日出于山之形，有人认为象日下有火，火下有山）。这个符号已有繁简二体，而且还在陵阳河和前寨这两个遗址里重复出现，似有可能已经具有文字的性质。从这些情况来看，大汶口文化象形符号已经用作原始文字的可能性，应该是存在的。由此推测，汉字形成过程开始的时间，大概不会晚于公元前第三千年中期。（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版第25页）吴春明先生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考古考察一文指出：“仰韶文化时代（距今60004800年间）是象形文字萌芽的时代。山东诸城前寨、莒县陵阳河以及最近皖北蒙城尉迟寺多次发观大汶口
13、文化晚期的陶文，停留在写实、图形化的原始阶段。但是三地共出笔画、结构相同的“日、火、山”形组合字体，说明这种文字相当定型，并在大区域内通用，而且这些陶文还可以在商周甲骨文和全文中找到同字。把它们看成中国象形文字的原始阶段应是不成问题的。（光明日报1999年8月27日）以上考古发现，证明汉字至少在距今6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时期出现。四、类人猿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进化发展为会制造工具，会思维，能用语言进行交际的人，人类社会就产生了，人类的历史也就由此而起始了。人类最早出现时，可以想见那时的社会生产、物质生活条件是非常差的，人类的思维和语言是水平低下的。随着人类的进化发展，随着人类思维和
14、语言的发展，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逐渐提高，人类的社会生产力和文化水平也随之逐渐提高。最初，人类在社会生活中曾经使用实物和画图画等方法来帮助记忆，交流。经过漫长的发展岁月，当人们发展到必须发明创造文字来记录稍纵即逝的有声口头语言，来传递异时异地的有声口头语言时，文字便在人类的生产活动、社会实践中发明产生了。文字产生之时的人类社会，应当比运用系统的文字、运用成熟的典籍图书来记录历史的时代要早得多。因此，通过研究汉字的起源时代来研究中国的上古历史，这个研究方法是科学的、唯物的，其研究结论也应当是科学可信的。讨论至此，我们还想特别强调的是，能用语言表达思维，进行言语交际，这是人类区别于其他有生
15、命的动物的一个重要标志。语言学常识告诉我们，语言产生在前，文字产生在后。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中国距今6000年左右的时期出现了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时期的汉民族先民不仅能够制造满足生活需要的美观实用的陶器，而且在陶器上刻下他们创造的原始汉字，说明了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中国已经进入了比较发达的古代文明时期，那时的生产及生产工具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那时的汉民族先民已经具有了相当高的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由此可以进而证明：中国可信的上古历史目前至少可以比较准确地上溯到产生汉字的距今6000左右的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时期，比“夏商周断代工程”考证的起始于公元前2070
16、年的夏代提前了近2000年！这就是我们通过出土文物上的汉字或者说通过汉字的起源的事实及汉字起源的文化蕴涵来考证研究有文物、有汉字可证的可信的中国上古历史所得出的结论。可见汉字是忠实记录中国历史的不朽文化化石，汉字是忠实记录、忠实反映中国历史原貌的极其宝贵的文献、文物，汉字的起源产生与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明同样古老，同样珍贵，因为汉字产生出现的年代一定比任何一部成文成系统加以记录的文献典籍的年代都要更早，因而更有研究的价值。在先贤慨叹“六经以前无复书记”，或者“上古茫然昧无稽者”的困惑声中，我们确实可以转换研究角度，利用可靠的出土文献文物以文献文物上的汉字，通过考证研究汉字起源的事实及汉字起源所蕴涵的文化历史意义这一重要方法来考证研究中国的上古历史。谢谢大家！(Thank you every bod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