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11年05月12日 1978年中国人均GDP不足100美元2003年突破1000美元2006年2000美元，三次产业结构由28.7：466：2471 18：487：395： 1978年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34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3元2006年分别达3587元和11759元； 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而貌发生巨变许多农村却落后面貌依旧村庄整治成当务之急； 2006年，受建设部村镇建设办委托课题组对10个村庄进行了实地调研和案例分析。 第一组案例村庄 浙江省嘉兴市余南村 杭州市上城埭村 丽水市湖川村 浙江省是中国东南沿海经济相对发达的省份，2006年全省人均GDP约4000美元，
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1倍；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59、539和402。 第二组案例村庄第二组案例村庄 江西省瑞金市沙洲坝村 赣县枧田村 兴国县长迳村 南康市金塘村 江西省是中国中部经济欠发达而近年增势强劲的省份，2006年全省人均GDP突破了1300美元，但仍明显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70、502和328。 第三组案例村庄第三组案例村庄 辽宁省丹东市大梨树村 铁岭市河东村 大连市宝巨村 辽宁省是中国东北部经济稳步发展的省份，2006年全省人均GDP约2700美元，略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05、510和385。 案例村
3、庄概况 指标指标村村 总户数总户数（户）（户）总人口总人口（人）（人）劳动力劳动力（人）（人）人均纯收入人均纯收入（元）（元）村集体经济收入村集体经济收入（万元）（万元）余南村余南村860252515807958120上城埭村上城埭村3351111700966498湖川村湖川村4011144765842860.5沙洲坝村沙洲坝村398181683542004.6枧田村枧田村4631914105014001.2长迳村长迳村9654211189527087.6金塘村金塘村617236887533502.1大梨树村大梨树村13004800260090008306河东村河东村1223420017005
4、00015宝巨村宝巨村10053060110039000 这些案例村庄，在区域条件、资源状况、人口规模、产业特色或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和不同的特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这些差异和特点，也直接影响到村庄整治的进程。二、整治重点的选择 三组案例村庄整治的基本内容： 整修乡村道路； 整建供排水设施； 整治河道和垃圾； 配套公共服务和改善农村风尚等。 但整治的重点，却由于发展基础和条件的不同，由于因地制宜制和解决村民最迫切的问题，而呈现区域性的特征： 浙江案例村庄的整治建设，总体启动于2003年。整治的重点是在进一步完善村庄基础设施的同时，着力健全村庄公共服务： 1、改善医疗卫生设施和服务
5、； 2、建立文体活动中心： 3、改进教育基础设施和服务； 4、发展社区便民服务 5、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以余南村为例，通过村庄整治，建立了标准化的社区卫生服务站，配备执业医生2人，病床2张，由镇医队疗卫生机构统一配送药品，并建立了所有村民的健康档案； 建立了退休金制度，男60岁、女55岁以上的村民，每月可领取退休金475元：与此相关，养老保险和合作医疗等的普及率，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江西案例村庄的整治建设，总体启动于2004年。整治的重点是推进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改造基本人居环境： 1、“三清”，即清垃圾、清污泥和清路障； 2、“六改”，即改路、改水、改厕和改房、改栏、改环境； 3、“四普及”，
6、即普及太阳能、沼气池、有线电视和电话。 以沙洲坝村为例，20042005年的整治，累计投工投劳19200余次，消理垃圾380吨，清运淤泥480吨，拆除废旧猪牛栏和厕所85间，新建猪牛栏35间，新建公厕7所，完成外墙粉刷8985平米，延伸村内水泥路干道1000米，并通过改水工程，将水管接进家门，改变了“肩挑手提”的状况。 辽宁案例村庄的整治建设，总体启动于2005年。整治的重点是合理调整村庄生产生活的空间布局，加快改造村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 1、通过土地整理来改善最基本的生产条件； 2、通过划分功能区和改造农居来改善最基本的生活条件； 3、通过“六项整治”和“八项建设”来改善村容村貌。 以大
7、梨树村为例，该村通过土地整理，实现了种植业结构的调整，为大面积种植中药材五味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通过制定规划和进行“六项整治”和“八项建设”，明确了工业、商贸、旅游和住宅四类功能区，实现道路、电力、 供水、供暖等基础设的集中建设和生活条件的集中改进，村容村貌也焕然一新。三、组织方式的异同 在村庄整治的动员和组织方面，三组案例村庄的共同点是： 1、所在地的各级政府都给予了高度重视，并以行政政推动和组织协调等形式，积极进行引导； 2、几乎所有案例村庄，都按照“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编制了村庄的整治规划和行动方案，明确了阶段性的工作目标和任务要求； 3、案例村庄在整治过程中，都注重发展特色产业，
8、彰显地方历史文化风貌。主要的不同点是： 1、组织机构的差异 浙江和辽宁的案例村庄以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为核心的“村庄整治领导小组”。 它们往往具有一定的行政组织功能，在上级“村庄整治领导小组”的指导下，确定目标、制定方案、开展 工作并接受检查和考核。 江西的案例村庄，则建立了村民自治性的“新农村建设理事会” 村户主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候选人为“五老”人员（即村里德高望重的老党员、老干部、老劳模、老军人和老教师等)。 这种理事会，充分利用了血缘、亲缘、人缘关系和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在征求整治意见、动员建设捐款、组织项目实施、落实村规民约和化解矛盾纠纷等方面，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2 2、筹资
9、方式的差异、筹资方式的差异 浙江和辽宁的多数案例村庄，集体经济发展得比较好，因而整治建设资金以“各级政府投入+村集体经济投入”为特征。 例如，在辽宁大梨树村的整治建设中，政府投入占20，集体经济投入占70，村民投入占10。 再例如，在浙江余南村的整治建设中，各级政府投入占42，集休经济投入占30，村民投工投劳占20，企业投入占8。 江西的案例村庄，集体经济相对比较薄弱，因而整治建设资金以“各级政府投入+村民群众投入”为特征。 以沙州坝村为例，在整治建设中各级政府投入占412，村民自筹及投工投劳占558，企业投入占3。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往往是以政府投入为主、群众投入为辅
10、的，两者的比例约为6：4；而居住条件和环境的改善以群众投入为主、政府奖补为辅，两者的比例约为7：3。 仍以沙州坝村为例，在修路和供水设施等建设中，政府投入分别到61和583：而在房屋改造和村容村貌方面，村民自筹及投工投劳分别占到601和556。 辽宁的宝巨村集体经济薄弱且群众积极性未能有效调动起来，因而整治建设资金基本上依赖于“各级政府投入”。 宝巨村不仅没有村级集体经济，没有属于集体的预留土地，而且尚有15万元的历史欠债，在村庄整治的投入上基本是“无能为力”，它折射出了一部分欠发达村的现状。3、参与程度的差异 对三组案例村庄农户的问卷调查表明，江西和浙江案例村庄的农户，对村庄整治的信息有更多
11、的了解。 而且这种信息，主要是通过村委会的公告和会议等正规渠道来获取的。 问卷调查还表明，江西案例村庄的农广，对村庄整治规划的参与程度最高，其次为浙江案例村庄的农户，再次为辽宁案例村庄的农户。 从参与村庄整治的具体形式看，江西和辽宁的绝大多数农户倾向于投资投工投劳；而浙江有更多的农广采取“公共表达”的方式。四、主要影响的研判 调查表明，尽管影响程度不一，但村庄整治给三组案例村庄都带来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 1、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的深刻变化。 村庄整治之前，基础设施较落后和人居环境“脏乱差”的现象，在案例村庄中是普遍存在的。“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污水横流、蚊蝇肆虐”等，既是真实的写照，也是
12、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 村庄整治使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村庄更“整洁”了； 村庄更“生态了： 村庄更有“个性”了。2、生产条件和生产方式的深刻变化。 村庄整治无论对农业还是非农产业的发展，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并从整体上提高了村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生产条件明显改善； 特色产业加快发展； 土地资源有效利用。 3、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深刻变化。 村庄整治以来，生活环境和生产条件的改善，特色产业和村庄经济的发展，都使越来越多农民的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变迁。 扩大了就业机会； 增加了村民收入； 提升了生活品质。 4、精神风貌和文明素质的深刻变化。随着村庄整治的推进，案例村庄农民的思想观念、行
13、为习惯和价值取向也悄悄地发生着改变，呈现出一种“人改造环境”与“环境改造人”互动的局面。 普及新观念；普及新观念； 弘扬新风尚；弘扬新风尚； 培育新农民。培育新农民。 5、干群关系和城乡关系的深刻变化。 体现农民意愿、增进农民利益，是村庄整治的基本要求，也促进了干部作风的转变和公共财政向农村的倾斜。 密切干群关系； 落实民主建设； 融洽城乡发展。五、若干问题和建议 调查也表明，村庄整治进程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 这些问题及其对策，主要可以归纳如下： 1、进度很不平衡，有些村庄则行动相对滞缓，改变不多。其中有现实基础和客观条件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农民群众尚未广泛发动起来。 因此，需要准确把
14、握并充分尊重农民群众的需求偏好，确保他们的参与权利，健全他们的参与机制，降低他们的参与成本，提高他们的参与收益，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2、公共服务滞后，医疗卫牛条件等方面的改善明显落后于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案例村庄中农户对整治建设最不满意的地方，就在于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尚未得到根本的改变。 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整治规划，丰富建设内涵，拓宽整治领域，在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的同时，健全农村的公共服务，增强农村的现代文明。 (交通事故、食品安全) 3、建设投入不足，资金的筹措、使用和管理仍面临不少困难。这在经济欠发达的村庄，尤为突出。 解决这一问题，当然需要动员社会各方面的投入，以形成整治的合力。但关键是要进一步明确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定位，改变“重城轻农”供给格局，扩大公共财产对农村的覆盖范围，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的投入力度，逐步使农民群众也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基本“均等化”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4、长效机制缺损，稳定的支撑和有约束力的保障尚待加强。 整治成果的巩固和扩大，不仅需要落实“村规民约”和“保洁制度”等，不仅需要配套相关政策和规范管护行为，而且还必须强化农村社区组织。 这种社区组织，可以是村民委员会，也可以是其他的村民自治组织，它们应以村级集体经济为依托，成为农村社区性公共产品的重要组织者、提供者和维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