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3篇1关于人工智能与城市治理主题篇一：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推进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摘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城市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推进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仍存在发展与安全不能统筹兼顾、治理体制机制不够完善、叠加经济增速放缓、外部输入风险加剧等问题，给城市社会治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推进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要从城市运行全生命周期、基层组织建设、法治思维、城市社区治理、公众参与、新技术手段运用、社会组织发展等层面健全完善城市社会治理风险防控体系，构
2、筑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营造安全有序的城市发展环境，使人民群众更有幸福感、安全感。关键词:发展；安全；城市社会治理；治理现代化安全发展事关民生福祉、社会稳定。当前在推进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各种风险挑战，需要进一步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城市社会治理能力来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要科学把握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把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要从城市谋划布局、基层党组织建设、城市社区治理、公众参与、新技术手段运用、支持引导社会组织发展等层面构筑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不断提高城市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市域层面的风险防控能力、资源整合能力、矛盾化解
3、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切实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贯穿于城市社会治理各方面和全过程，深入推进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一、推进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需科学把握发展与安全之间的辩证关系（一）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实现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安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保证人民安居乐业的头等大事。对于城市社会治理来说，发展是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过程，这一过程要面临各种安全方面的风险挑战，需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城市社会治理能力来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有效防范和应对可能影响现代化进程的系统性风险。因此，把发
4、展和安全统筹起来，推动并实现发展和安全的相互促进、协调并进，在推进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守牢安全的底线，实现城市安全发展，既是实现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统筹发展和安全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奋斗进程中积累沉淀的最根本的发展理念之一。在易经中这种理念就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和阐释。如“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其中蕴含的以居安思危、趋吉避凶为核心的人文忧患意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风险思维和生存智慧，也是中华文明得以不间断持续发展壮大的深厚根基和根本保障。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三座大山”的压迫，陷入千年未有的深重历史灾难和民族危机，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
5、，中国的发展遭遇千年未有的困境。面对列强的欺凌压迫和执政当局的无能，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毅然担当起了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居安思危、自强不息、勇于担当，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国内情况来看，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踏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虽然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但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依然存在。因此，我们要抢抓发展机遇，补齐发展短板，加快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从国际来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多变，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一方面，我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
6、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互动中赢得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主动；另一方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仍面临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安全威胁，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发展利益的任务愈发艰巨繁重。在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深刻汲取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居安思危、处变不惊的精神基因，深度激发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中自我革命的忧患意识、與时俱进的优秀传统，在推进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把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基本要素加以考量，这是实现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客观需要。（二）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要想在新发展阶段正确处理好发展和安全之间的辩
7、证关系，那么在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上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将影响发展的不安全因素考虑得更全面一些，做到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从而在确保安全的同时，努力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确保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顺利推进。一方面，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发展不好，安全也很难得到保障。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不仅体现在发展的质量上，而且与国家安全利益密切相关，并可能更加直接地引发出现实安全问题。因此，我们在注重发展质量的同时，必须注重与安全的统筹，坚持以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倒逼企业转型升级来增强发展的活力和竞争力，坚持通过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赢得发展的主动权，从而以自身发展的韧性和高质量应对来自国
8、内外各种风险的挑战。另一方面，安全是发展的基本保障。没有安全，发展就无从谈起。当前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城市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特别是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趋缓，加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高科技发展的打压等不利因素，导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各种社会矛盾和风险将明显增多，尤其是面对着种种非传统安全威胁，如果在城市社会治理过程中应对处置失误，就可能导致重大损失。这就需要我们树立底线思维，增强危机意识，把困难、风险和各种矛盾挑战考虑得更充分、更深入一些，分析得更透彻一些，坚持以系统观念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从而以自身安全的自主性和可控性保障高质量发展的持续稳定展开。（
9、三）切实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贯穿于城市社会治理各方面和全过程在我国深入推进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发展和安全是密切相关、相辅相成的统一体，其时代内涵、性质、趋向具有必然的内在相关性和决定性。在新发展阶段，我国的城市安全已不仅仅是生存意义上的安全概念，而是城市更高质量发展意义上的安全概念。我国的城市发展也不仅仅是为了生存而发展，而是向着更高质量、更加全面、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的概念。这实际上就从总体上提出了我国城市“安全发展”的本质要求和基本逻辑问题，必须切实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贯穿于城市社会治理各方面和全过程。党中央对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的一系列重大部署，为我们在推进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统筹好发展和
10、安全两件大事指明了方向。首先，把握新发展阶段，突出城市安全发展的思维。危与机是并存的，危中有机，危可转机。因此，坚持把安全发展贯穿城市社会治理之中，必须搞清楚城市社会治理在新发展阶段呈现出来的新特征，用安全发展的思维来审视城市发展在新发展阶段所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勇于开顶风船、善于转危为机，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其次，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城市安全发展的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以新发展理念来引导我国经济社会发
11、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此基础上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也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城市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也不断提升。党和国家始终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在深入研判国内国际环境深刻变化的基础上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把安全发展贯穿城市社会治理的各领域和全过程，既要从老百姓最紧迫最关心最现实的问题上贯彻新发展理念，也要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风险意识上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在国家发展大局和城市发展阶段中找寻安全与发展的契合点，加强城市安全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最后，构建新发展格局，筑牢城市安全发展三基。城市社会治理必须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把安全发展贯穿其中，以推动城市经济社会
12、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坚持以人为本，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加快城市社会治理从传统治理向大数据时代的精致化治理转型升级。统筹发展和安全，要以新发展格局引领城市社会治理的新成效，进而塑造我国城市安全发展的新优势新辉煌。二、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一）城市社会治理体制仍趋分散化尽管在总体上建立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城市社会治理体系，但市、区层面的治理仍趋于分散化、碎片化，集成性有待加强。跨部门的协调机制不健全不完善，导致政府部门缺乏系统思维，常常出现资源重复配置现象，城市社会治理的整体成效还不明显。（二）城市社会治理社会化程
13、度有待提高城市社会治理社会化程度不高，其表现之一就是社会组织在城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发挥不够充分。目前存在的社会组织，大多是行业性协会、社团和民办非营利性机构，大部分社会组织存在缺乏相应的人才、日常运行所需费用不足等情况，生存面临较大压力，未来预期不稳。这些社会组织多数集中在环境保护、文教体育和医疗卫生等方面，在治安防控、流动人口管理等方面发展不足，参与社会治理的深度和广度都非常有限。一些较为活跃的社会组织，有的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有的缺乏活动经费，有的工作结构不合理，在数量质量、运维管理、社会参与、人才队伍等方面都与城市社会治理的现实需求存在较大差距。（三）城市社会治理层面存在信息数据共享不足
14、市域社会治理层面存在信息数据共享难问题，“一张网”格局尚未形成。尽管目前有些城市数据共享平台已比较完善，基本实现了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但从整体上来看仍然有待进一步深化完善，特别是在城市社会治理实践中，跨层级、跨部门、跨区域的数据共享依然存在诸多障碍和不足，信息碎片化的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信息孤岛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在城市社会治理实践层面尚未形成合力。目前，城市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整体性、系統性不强，统一的社会治理信息共享平台和信息互联互通数据汇集机制仍不完善，城市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亟待提高。同时，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数据智能化共享不足，基层更难做到及时将相关数据实现共享，导致数据重复提交，效
15、率低下。（四）城市社会治理问题较为突出城市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状况具有内在的关联性，经济增速的放缓将会引发失业、金融风险等诸多社会问题。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产生的影响、全球能源危机加剧、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等都对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逆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城市作为市民工作生活的载体，必然会受到世界经济环境的深刻变革和未来高度不确定性的影响。持续性经济下行压力向社会领域的传导效应有可能会引发部分人收入增长水平降低、社会财富分配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易发多发、风险因素不断增多等问题，这都会使部分民众丧失对于发展的信心。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大背景下，这些都将会对城市社会治理带来巨大挑战。（五）城
16、市社会治理外部输入性风险持续加大近年来，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意识形态、病毒溯源、公共治理等议题，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逆全球化潮流而动，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抬头，世界发展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各类风险因素不断累积，再加上在我国疫情防控取得巨大成效的形势下，有些国家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出现越来越复杂的局面和越来越多难以预判的重大危机，致使国际关系、地缘政治、全球安全等风险持续增加。在全球目前无法精准掌握新冠疫情根源的情况下，较长时期实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常态化疫情防控策略，必将成为我国“十四五”时期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城市社
17、会治理作为国家社会治理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必将面临外部输入性风险、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网络安全、应急治理等方面的更大挑战。三、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推进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统筹发展和安全，既要加快推进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构筑社会治理共同体，又要全面考虑新冠肺炎疫情后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的新情况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与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十四五”时期创新城市社会治理必将面临更多挑战和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提高城市社会治理的综合效能，推动城市安全高质量发展，需要在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基本路径上加以创新。（一）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层面，探索构建党建引领城市安全发展新机制
18、通过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对社会治理的领导力。一是加强宣传教育，强化基层党组织的党建引领理念。要准确理解和把握基层党的建设与社会治理的关联性，准确把握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含义、方式方法，为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好引领作用奠定理论和理念基础。二是通过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引领能力。要落实好支部书记抓党建“一把手”工程，解决好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发挥不强等问题，与属地社区建立联系沟通长效机制，定期与属地社区联合召开社会治理联席会议，确保党的基层组织在社会治理领域全覆盖。比如，湖北省十堰市培育小区党支部“红色细胞”，将党建引领贯穿市域社会治理全过程，不断健全党组织领导
19、下的议事协商机制，筑牢坚强战斗堡垒。山东省威海市实施“海上党旗红”工程，大力创新海上党建引领矛盾纠纷治理工作模式，无论是在远洋船队还是在近海渔业合作社都建立党支部，构建起了由党支部组织实施、党员为联络员兼调解员的矛盾纠纷联调联处联席会，纠纷化解能力显著提升。三是加强政治建设，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基层党组织要通过深入调研和网络问需等渠道，全面深刻地把握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把握群众诉求的变化；还要通过座谈会、民主恳谈会、联席会、民主协商会等形式找准辖区内多元主体的利益最大化，形成利益和情感最大同心圆，以此在协调各个主体参与城市社会治理中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落实到位。（二）从城市运行全
20、生命周期层面，统筹城市发展和安全要全面把握并科学防范城市安全风险，从城市运行全生命周期的視角进行谋划布局。在城市规划设计阶段就应当充分考虑到影响城市安全发展的各种风险要素，把风险要素降到最低；在城市建设阶段，应注重各环节之间的统筹协调，保证建设的质量，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的形成几率；在城市运行阶段，要居安思危，科学预防，做好充分的应急准备，避免风险的隐匿；在城市保障阶段，要有系统性思维，防止“木桶效应”，阻止风险恶化。在总体规划中充分考虑风险评估的重要作用，把公共安全应急规划作为城市安全运行的重要支撑保障，同时要考虑其与总体规划的契合，切实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对已作出的规划切忌随意修改，确保规划的
21、扎实推进实施。因此，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的核心要旨在于，在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议题中强调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整体性，具体实践中要做到“三个坚持”，即坚持规划统领，切实做到城建工作一盘棋；坚持协同发展，不断提升城市资源配置和辐射能力；坚持整体治理，着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格局。（三）从法治思维层面，引领和推动城市安全发展依法治理是实现城市安全发展的基本方式，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不断创新城市社会治理实践。要构建起完善有效的城市社会治理法治体系，让法治在统筹城市发展和安全中发挥巨大效能，并规范社会治理行为，解决城市社会治理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补齐治理短板和不足。要坚持“谁执法谁普
22、法”的原则，不断创新宣传方式方法，深化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提升公民的法治理念和法律素养，让“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成为城市社会治理的常态。同时，在构建政府、公民、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城市社会治理新格局过程中，更加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城市，坚持在法治轨道上实现社会共治，促进和保障城市社会治理水平的整体提升，从而实现城市的高质量安全发展。（四）从城市社区治理层面，不断夯实城市安全发展的基础城市社区是城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社区基层一线往往是风险隐患的多发地和承载体，也是城市社会治理的薄弱环节。因此，城市社区也必然成为防范城市风险的“前沿阵地”。社
23、区风险管理和应急能力的强弱，是衡量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程度和城市安全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通过实施参与式社区风险评估，组织政府、社区居委会、社区社会组织、相关领域的技术专家和社区居民共同绘制社区风险地图，并印发给社区居民。根据风险地图动态加强风险沟通，及时掌握风险隐患，这样就能够不断提高社区居民的知晓度，提升居民的风险意识，防止因不知情而造成的更大风险。同时，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手段，搭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信息系统，将社区基层网格化协同治理体系完善升级，并完善居民对于风险进行自查自报的动态登记工具或模块，便于及时辨识、发现并控制各类社区风险。比如，上海市在许多城市社区依据“社区风险评估数据模型
24、”绘制社区风险地图，并据此提出防范建议，以此来提升社区居民的安全发展意识，实现风险管理工作的“关口前移”，并且根据风险评估情况和社区管理实际，优化管理流程，制定风险精细化管理手册，提升风险管控能力。（五）从公众参与层面，加强监督互动形成多元共治的城市社会治理新格局推进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城市社会治理要坚持一切为了满足市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市民对自身的人身、财产安全等方面的要求越來越高，这对城市社会治理也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决定了城市社会治理要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改革现行城市治理由政府主导的模式，贯彻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
25、理念，广泛引导公众参与城市治理，表达自己的话语权。要完善和落实公众参与城市社会治理的有效体制机制，把有关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公开听证制度、社情民意反映制度等落到实处。完善公众接待日制度、省长市长电话热线制度、电视问政制度、公众建议征集制度、信访制度等有效的公众参与制度，畅通公众参与城市社会治理的渠道。这样，不仅充分调动了各类主体参与城市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同时也能通过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为市民提供优质高效、精细化的城市公共产品与服务，有助于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城市社会治理共同体，形成多元共治、良性互动的城市社会治理新格局。（六）从强化新技术手段运用层面，增强城市安全发展能力
26、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的运用在提升城市社会治理的科学性与精准性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要全面优化城市社会治理综合大数据平台，健全完善五大模块。一是资源整合统一共享模块：加强基础信息的采集，实现信息集成整合、数据共享；二是全面感知智能防范模块：大数据平台与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深度融合，全面提升城市的立体感知能力和智能防范水平；三是快速响应精准治理模块：整合城市各个责任网格和相关部门管理力量，发现苗头能实现自动预警，确保能第一时间调度相关部门管理力量迅速到位，进而实现精准管控；四是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模块：善于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精准分析研判，形成基于大数据的监测预警和
27、决策支撑体系，确保实现科学决策精准施策；五是高效服务共治共享模块：善于通过大数据平台及时精准掌握市民需求，构建多元协同共治共享的服务模式。因此，通过大数据平台的优化，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有利于构建不同部门和行业的数据信息共联共享、业务联动、部门协同的城市社会治理体系。同时，还需要构建多種大数据分析模型，充分利用大数据异常分析、趋势分析、事前预警等技术优势，发挥大数据平台在各项风险监测预警、应急指挥、统计核查、资源调度、信息服务等方面的作用，将大数据优势转化为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优势，可以有效提升城市社会治理的科学性、精准性。比如杭州“城市大脑”作为建设“数字杭州”的重要举措，通过大
28、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推进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使城市变得更“聪明”。而首创于杭州的“健康码”，也成为全国各地数字化防疫的标配，在推进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七）从支持引导社会组织发展层面，提高城市治理社会化水平社会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随着公民权利意识和志愿服务意识的逐步提高，越来越多的公民参与社会组织活动。政府应通过降低社会组织的成立门槛、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和建立社会组织培育基地等举措，促进社会组织茁壮成长，特别是培育发展贴近居民日常需求的社会组织。同时，也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规范管理，促进社会组织良性发
29、展。通过支持引导社会组织的发展，可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优势，使这些社会组织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因此，社会组织在社会、经济、环境、应急等多方面可以有效补位，深度参与到城市社会治理中去，为城市安全发展提供动力，促进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篇二：人工智能嵌入政务服务：赋能、风险及治理摘要:作为一种新兴技术，人工智能日益广泛地应用于政务服务中，不断驱动政府服务理念革新、促进政府服务方式和服务手段的智能化发展，有效提高了政务服务效能。但同时也要看到，人工智能存在的算法歧視、数据缺陷、技术审查难等问题给政务服务带来了技术至上、数据安全、行政伦理等方面的风险。为此，必须通过强化顶层规制，防范技术风险；完善人才保
30、障，保障数据安全；增强组织韧性，规范行政伦理等途径来规避或克服其风险，更好地发挥人工智能推动政务服务创新的积极作用。关键词:人工智能；政务服务；技术风险；智能服务随着智能政府（IntelligentGovernment）、智能服务（IntelligentService）、智能办公（IntelligentOffice）等生涩词汇逐渐进入公众视野，作为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颠覆性技术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不断嵌入政务服务，为世界各国政务服务创新提供新的技术手段，并且越来越广泛地影响社会发展。然而，人工智能给政务服务带来发展契机的同时，也存在着无法有效规避的技术问题：
31、程序设计失当及带有缺陷的数据训练会形成有害的AI系统，而产生一系列歧视，引发“技术利维坦”操控行政的现象，从而触发未知风险。鉴于此，需要剖析人工智能赋能政务服务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的风险，并为人工智能更好地嵌入政务服务提供理论层面的建议。一、人工智能赋能政务服务人工智能在政务服务中的应用愈来愈显示出强大动能，政务服务方式、方法已经悄然发生变革，主要在政务服务辅助系统和个性化服务两个领域，以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方式建立公民与政府的沟通渠道，为公众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服务，带来政务服务质量、效率的双重提升。（一）人工智能促进政府服务效率提升效率是政务服务追求的首要目标，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
32、政务服务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来提供服务，不断为政务服务效率提升提供动能。在人工智能赋能政务服务的过程中，人工智能通过自然语言学习、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等技术，利用各种形式的现有数据，开发公民与政府高效沟通的数字化沟通渠道，以达到提升政务服务效率的目的。这样的数字化沟通渠道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人工智能通过深度学习功能，依托语音识别、文字识别、自然语言识别等技术实现政府表单填报、信息搜集、客服受理、线上审批、身份认证等服务性工作，极大地提高了政务服务的效率。二是公民通过网络平台、数据平台、机器人等有人工智能底层算法支撑的技术平台享受业务查询、业务办理、民情上传、监督政府等与政府管理有关的政务服务。这些高
33、效便捷的数字化沟通渠道有效提升了政务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增强了公民对政务服务的参与度，实现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二）人工智能驱动政务服务方式变革人工智能在大幅提高政务服务效率的同时，驱动政务服务的方式方法正在发生变革。一是政务服务主体机器化。治理主体已由传统的“人”转向“机器”。智能机器人借助认知自动化技术、认知预测技术、认知参与技术等人工智能技术完成政府公务人员角色的模拟，并通过深度学习模拟公众的逻辑思维以及对话管理实现与公众的正常沟通，从而实现服务社会的功能。二是政府公民互动数字化。政务服务通过数字化操作平台提供政府与公众交互渠道，并由经过大量数据训练的人工智能机器完成。高度的数字化
34、政务服务取代以往通过电话、面对面沟通的互动形式，服务流程与信息由机器特殊处理过的数字呈现，并通过提高透明度以及在政府和公民之间提供无缝隙服务来提高效率和服务质量。三是政务服务手段算法化。人工智能的能力根据基础算法、训练程序和训练数据而有所不同。人工智能嵌入政务服务的情景中，都是依靠程序设计的底层算法模拟公众思维模式、伦理价值、道德观念来实现的。“智能”服务取代“人工”服务，在某种程度上是依托算法理性代替人类逻辑和思维，进而驱动政府进行新一轮的机构、人事、思维变革。（三）人工智能增强政务服务韧性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服务的进程就是技术和组织结合并优化，最终实现跨机构的协作并重构复杂的技术和组织集成平台
35、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利用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力量从根本上重新设计政务服务业务流程，以实现其绩效的显著改善。一是使传统科层制趋向扁平化。人工智能凭借强大的运行能力、分析能力、整合能力，实现政府部门之间的业务重组、组织优化、服务升级。多部门协同服务摆脱科层制的束缚，实现组织纵向与横向信息交互，从而减少政务服务中出现的重复性、无效性工作。二是打破传统政务服务局限。传统政务服务受限于时间、空间，政务办理程序和政务公开并不同步，使公众精力浪费在“跑腿”上，从而产生不必要的时间成本和劳动成本，无形之中损害了政务服务的绩效。人工智能依靠远程智慧终端实现自主办理，多智能体通过数据交互实现服务过程公开化和透明化，
36、实现政务服务质量和数量的双重提升，从而优化政务服务绩效。三是为公众提供个性化政务服务。服务质量因个人的期望而异，基础设施、社会文化、个人教育、收入状况、位置差异等因素都会影响公民的政务服务体验感，而各地政府由于资源有限，政务服务具有同质化或简单异质化问题，使得部分公众无法获得较好体验感。通过大数据训练的人工智能可以根据用户以往服务反馈进行深度学习，洞悉公众偏好，主动地、精准地和有温度地向公众营销政务服务，有针对性地提供定制化、个性化服务，从而提升公众对政务服务的满意度。二、人工智能嵌入政务服务的风险人工智能为政务服务创新提供了一套新型的技术框架，但是仍然存在技术悖论与潜在风险所产生的政务服务困
37、境。作为一把嵌入政务服务的“双刃剑”，自身的缺陷和不足，会衍生出技术至上、数据安全、行政伦理等一系列的问题。（一）技术至上风险1.强调技术效率而忽视社会公平。首先，人工智能嵌入政务服务仍处于起步阶段，许多政务服务系统设计者并没有掌握完善的公共管理模型来描绘政府治理过程，設计出的政务服务系统也会因存在漏洞，而引发未知风险。其次，人工智能算法风险成为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人工智能依靠底层算法运作，算法和编程都是由人来操作完成的，会受到个人价值理念和思维观念影响，无法完全实现“价值中立”。再次，技术至上损害社会公平正义，蕴含不容忽视的社会道德风险。人工智能在潜移默化之中改变了社会公众的生活方式，使
38、得人们自然地认为人工智能对自身是有益无害的，由此产生对于数据的盲目信任。2.政务服务中弱势群体边缘化。一方面，人工智能训练所需要的数据是以往从公众中获取的，难免掺杂着社会中虚伪、不公、偏见、歧视等因素，经过带有偏见性数据的训练后，人工智能系统也会出现系统性偏差，如在参与政务服务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地域歧视、学历歧视、性别歧视等偏见行为，这些偏见行为可能会无形之中损害公民的时间、金钱等成本。另一方面，处于位置偏远、网络信息不畅通的地区，其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会存在缺失、滞后现象，使人工智能在嵌入政务服务过程中受到地区、环境、经济发展的制约。在考虑政务服务优化的决策中，极有可能会忽略偏远地区的弱势群体，使
39、享受智能政务服务的权利掌握在拥有强大算法的极少数精英手中，使得弱势群体不能有效地、平等地、公正地享受应有的政务服务。3.政务服务中公众需求误判。一方面，人工智能算法存在不可避免的数据分析误差。我国社会公众基数较大，人工智能在分析社会公众对政务服务的需求时，即便是极其微小的误差，也会使得大量公民的需求预测有偏差。即使一小部分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也会形成技术损害社会公平正义的局面。另一方面，随着人工智能的嵌入，政务服务外延逐步向信息传媒、新闻宣传等方向扩展，人们日常获取的信息服务，越来越受到人工智能的影响。基于人工智能算法的政务服务系统向公众推送大量相似新闻或讯息，会潜移默化地割裂公众认知，使公众
40、关注点和需求点集中在某一领域。（二）数据安全风险1.政务服务信息安全存在隐患。政府受到自身技术水平、人才结构的局限，网络信息安全防火墙不能达到专业化的水准，数据面临着被篡改、丢失、泄露等风险，数据真实性、可靠性受到威胁，这将会对以真实数据为基础的人工智能系统带来致命的打击。这种数据安全风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利用不安全数据训练的人工智能提供公共服务，使政府自身公共服务建设受到威胁，项目被篡改、信息泄露、审批混乱等风险便接踵而来。二是人工智能很容易就能通过其自主学习和分析获取包含个人隐私的隐秘数据信息，公众的隐私和信息充分暴露在人工智能视野中，导致公众身份、财产、个人隐私等信息泄露，造成公民信
41、息和财产的损失，引发政务服务丧失公众信任的危机。2.人工智能自身安全性有待提升。技术的限制使得人工智能只能在某一方面或者某一领域拥有“超能力”，其所依赖的学习算法同样有“笨拙”的一面，在人为干扰下，程序很容易就出现“失算”的尴尬局面。一些黑客极有可能利用程序漏洞绕过内部的防火装置，并通过篡改数据来攻击人工智能，让人工智能失去效用，从而做出完全错误的决策。（三）行政伦理风险人工智能技术嵌入到政务服务中，为科层制纵向与横向信息流动带来了短期跃进效应，但同时使原本复杂的科层体系亦产生新的复杂性，甚至引发科层制的长期固化，导致公民对电子政府的使用意愿持续下降，这已成为中国电子政务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1
42、.服务主体机器化使行政主体责任模糊。人工智能程序开发者作为人工智能机器的研发者，人工智能机器作为政务服务的工具手段，政府作为人工智能嵌入政务服务的应用者，三者都是人工智能安全责任的主体。一旦出现安全问题，难以明确安全责任的主体，陷入问责难的境地。一方面，人工智能嵌入政务服务，使得政务服务主体机器化，在某些领域人工智能终端、人工智能程序替代政务服务的公务人员及其行政行为，在政务服务过程中必然会体现机器意志。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本质上是由人开发的机器，受到程序开发者的主观意志和选择的影响，将主观思维和偏见引入人工智能系统中，在缺乏人类伦理引导的前提下，极易产生行政伦理问题。2.技术棱镜还原服务情景观
43、测偏差。一方面，在人工智能嵌入政务服务的过程中，严密化的数字技术不断在现实中得以强化，真实服务场景不断抽象化、数字化、结构化。当储备海量信息时，考虑到自身技术和存储量，政府可能会删除或搁置部分数据，保留有利于自身的数据。这样一来，由于支撑人工智能提供政务服务的数据存在偏差，导致技术棱镜难以还原服务场景，表面上通过精简数字提高了效率，实际上造成场景失真。另一方面，在许多决策场景中，民族、性别、贫富等可能会是人工智能嵌入政务服务的影响因素，使人工智能无法达到“无意识公平”，从而导致在相同标准下工作的人工智能产生较大的群体差异。为解决人工智能存在的歧视，只能通过更多的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纠正算法歧视。
44、三、人工智能嵌入政务服务的风险治理针对人工智能因自身缺陷而带来的嵌入政务服务风险，必须以加强政策、法律的引导和规制为重点，强化风险评估，完善人工智能的监管和人才保障体系，真正发挥人工智能推动政府治理、提升政务服务质量的积极作用。（一）顶层制度：防范技术风险国家从顶层设计规范人工智能嵌入政务服务的方式是规制人工智能风险的有效手段，要基于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更好地明确人工智能嵌入政务服务可能带来的风险与挑战，通过立法、政策、战略等多种手段引导人工智能向良好方向发展。1.坚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结合的原则。一是要坚持引导人工智能的道德和伦理原则，减少因为社会环境、数据训练等带来人工智能的偏
45、见影响，负责任地使人工智能嵌入政务服务。二是要坚持“以人为中心”的伦理规范和社会价值观的发展战略，积极引导人工智能的“工具理性”，使之向正确方向发展，优化人工智能嵌入政务服务的绩效，消解可能带来的技术风险和伦理风险。三是要把价值理性整合进人工智能的基础架构，用对正义、善良、公平的价值追求来控制和教育人工智能，使得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结合，让人工智能嵌入政务服务既能体现人的情感、价值和温度，又能摒弃偏见，向着人类所期望的方向发展。2.坚持以创新引领人工智能嵌入政务服务的原则。人工智能嵌入政务服务时要坚持试点先行、创新驱动策略，采用逐步推进、创新引领的方式，实现人工智能驱动政务服务变革的愿景。20
46、19年8月，科技部为推动人工智能创新与发展，发布了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工作指引。截至2020年12月，科技部已批复支持建设13个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有效推动了人工智能在创新发展方面先行先试，抢占了人工智能在应用方面的战略高地，同时也加快了智能化政务服务的进程。3.坚持保护公民隐私的原则。国家高层机构、智库等机构应开设人工智能时代的个人隐私、个人信息保护专项研究议题。并通过制定国家级AI战略，出台相关法规、政策，加强对人工智能在伦理、法律、文化和制度等方面的政治引导，将保护人工智能时代的公民隐私上升至顶层设计层面，为保护社会公众信息提供法治上的保障。同时，加强国际交
47、流与合作，构建人工智能发展共同体，方能使人工智能嵌入政务服务有序地推进。（二）人才战略：保障数据安全要使人工智能嵌入政务服务更好地保护数据安全，不但需要技术的进步，也需要全面提升政府公务人员的素质。这就需要进一步立足人才发展战略，构建数据安全保护的人才支撑体系，推动政府更好地适应人工智能嵌入政务服务的浪潮。1.推进人工智能开发队伍专家化。政府公务人员的综合素质决定着未来人工智能嵌入政务服务的安全水平。一方面，要加强政府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技术框架、安全认证、运行机制等方面的专业化教育。同时，招聘算法专家、编程专家参与安全保障系统研发、应用与维护，使之成为人工智能嵌入政务服务的“技术官僚”。另一
48、方面，要从底层技术支撑、智能化应用、安全保障等方面稳定人工智能系统的运行，构建专业化的人才保障体系，辅以理论知识、实践能力、操作能力等不同的上岗培训和职业教育，提升政务服务工作者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知识、业务素养，为政务服务革新提供人才支撑。2.完善政府部门用人策略。一是要加强针对人工智能程序开发者的心理测试、行为观察、道德评估、价值评估、人生经历评估、人生背景评估，以确保招聘的人工智能程序设计者不会带来人工智能应用风险。二是要针对人工智能终端的维护人员进行专业训练、专业检测、实战操作等测试，选拔具有实践经验的人工智能技术专家，为人工智能终端的安全护航。三是要重视人工智能风险的监管，培养在数据容灾
49、、数据备份、数据安全等方面的监管者，使得人工智能嵌入政务服务更加安全、可靠。3.提升政务服务工作者适应人工智能的能力。一方面，要对政务服务工作者进行价值引导和思维提升，使政务服务工作者秉承“价值中立”原则，摒弃“技术至上”的观念，使其树立公共精神，能够借助人工智能更好的服务广大群众。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政务服务工作者的智能化服务理念培训，着重提升对技术进步的应变能力和适应能力，培养政务服务工作者的智能化服务观念。（三）组织韧性：规范行政伦理1.强化科层制组织适应人工智能的韧性。一是要明晰科层制组织内部架构和责任主体，从而适应人工智能嵌入政务服务的潮流。二是政府要运用科学标准、正确方法和规范程序，对人工智能的业务动态、业绩水平进行综合考量和监管，建构人工智能嵌入政务服务的开发、维护、监管等专业化系统，形成专业化的保障预案。三是要强化政府的数据存储、数据转移、数据共享、数据挖掘等系统，实现政府对服务对象和服务终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