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欢 迎 光 临书院小考书院是唐宋至明清出现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书院与藏书阁，是千百年前的高等学府与图书馆，曾伴着朗朗书声与淡淡墨香，成为名流学者们的讲经论道之所，文人学士们的向往之地。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传播中，没有一种形式能如书院呈现的这般自由。书院在我国古代所承载的精神气质和文化使命大约与现代的大学类似，但是现代的书院早已失去它直接的思想传播功能，只能成为后人精神瞻仰的指引性符号。让我们追寻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善化的岳麓书院、河南省登封嵩阳书院和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感受古典文化的余音。院与中国古代科举的不解之缘“书院”之名
2、，始于唐代。唐玄宗开元元年（717年），将原有的藏书机构乾元院更名为丽正修书院，后改名为集贤殿书院。此书院是皇家编、校、典藏图书的地方，类似于皇家图书馆，不是教学机构。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书籍越来越多，供个人藏书、读书、治学的私人书院逐渐出现。这些书院开始了授徒讲学的活动，一种新的教育组织形式出现了。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官学衰微，随着明经科地位的下降，经学教育不受重视，而进士科地位的上升使得人们日益重视读书作文，并兴起了隐居读书、习业山林寺院的风尚。受佛教禅林寺院的影响，一些有识之士在山林胜地创办了书院。由于禅林大师讲经说法，四方僧徒、信士云集于此，这些私人藏书、读书的书院逐渐演化为学者讲学授
3、徒，士子读书求师并进行学术研究的专门教育机构，具有了学校性质。宋初，朝廷的主要精力还用于征服南方仍在割据的地方政权，无暇顾及文化教育，官学几乎没有什么发展，后周遗留下来的国子监不过是一个空架子，而散居于草野之中的读书人，由于国家地初步统一和安定，又产生了强烈的进身要求，希望通过读书获得功名。书院在这种历史契机下兴盛起来，形成我国书院教育的第一个高潮，出现了著名的“宋初四大书院”。此后北宋因官学兴起，书院一度沉寂下去。南宋因朱熹等理学代表人物恢复了一些书院的教学活动，并亲自讲课，指导生徒，使得书院又有了迅速的发展。元朝，政府对书院采取了保护、提倡和加强控制的政策，使得书院一方面在数量上得到发展，
4、遍及于全国许多地区；另一方面由于政府任命书院的教师，控制书院的招生、考试及学生的去向，政府拨学田给书院，使书院官学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许多书院甚至已经完全被纳入了地方官学系统，与路、府、州、县学校一样，成为科举的附庸，丧失了书院淡于名利，志在问学修身的初衷。科举取士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学习的积极性，“读书做官”，促使士人一心一意读书备考。来书院隐居读书的人有的重视讲学修心养性，有的是借隐居读书以博得高名，走“终南捷径”，待中央及地方长官辟用。而更多的则是为了读书提高以求应举入仕。李颀缓歌行说：“男儿立身须自强，十年闭户颖水阳，业就功成见明主，击钟鼎食坐华堂。”士子十年闭户苦读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
5、了有朝一日能够通过科举踏上仕途。明清两代书院继续发展，即使明朝政府曾四次明令毁废书院，清初也有一段沉寂，但仍未能扼制书院的迅猛发展，单就数量几乎已遍及全国。明清的统治者，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使书院由私学蜕变成了官学，被纳入了科举系统。时至清末，书院和科举一样不适应社会的变化，戊戌变法期间，人们在改革科举的同时，也把批判矛头指向书院。光绪二十七年八月（1901年9月），清廷发布上谕，重申改书院为学堂，从此书院制度失去了其存在的法律基础。作为科举的附庸，1905年当科举被宣布废除后，书院也彻底消失。综观书院的历史，我们发现书院的发展几乎与科举的变迁同步，唐中期，科举制经过初唐的草创，达到更为完备的
6、时候，书院产生了；宋代是重文轻武，进士备受荣耀的岁月，书院兴盛；清代，科举穷途末路被废除，书院也同时结束。书院因科举盛而兴，因科举衰而亡。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白鹿洞书院唐贞元年间，洛阳人李渤与其兄李涉在此隐居读书，养一白鹿自娱。此鹿通人性，常跟随左右，且能跋涉数十里到星子县城将主人要买的书、纸、笔、墨等如数购回，故时人称李渤为白鹿先生，其所居为白鹿洞。后李渤任江州刺史，便在读书台旧址创建台榭。到南唐升元中，在此办起学校，称“庐山国学”，也就是白鹿洞书院的前身。白鹿洞书院最盛时，有360余间建筑，屡经兴废，今尚存礼圣殿、御书阁、朱子祠等。书院内，大小院落，交叉有序；亭台楼阁，古朴典雅；佳花名木，姿
7、态各异；碑额诗联，比比皆是。这充分体现了古书院攻读经史、求索问道、赋诗作联、舞文弄墨的特色。探访白鹿洞书院探访白鹿洞书院 央视国际 2005年02月28日 16:18白鹿洞书院是我国宋代最高学府之一，居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首，与当时的睢阳、石鼓、岳麓书院齐名，合称“天下四大书院”。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在此提出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的准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有重要影响。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省庐山五老峰山下，山南景区东北端，紧靠九星公路旁，距星子县城9公里。书院始建于唐代。相传，唐贞元年间（公元785年前后），洛阳人李渤与其兄李涉在此隐居读书，养一白鹿自娱。此鹿通人性，常跟随左右，且能跋涉数十里到星子县城
8、将主人要买的书、纸、笔、墨等如数购回，故时人称李渤为白鹿先生，其所居为白鹿洞。后李渤任江州刺史，便在读书台旧址创建台榭。到南唐升元中，在此办起学校，称“庐山国学”。宋代理学家、教育家朱熹为南康（今星子县）郡守时，重建院宇，在此亲自讲学，确定了书院的办学条规和宗旨，并奏请赐额及御书，吸引了海内外知名学者皆来此地讲学，名声大振，成为宋末至清初几百年“讲学式”书院的楷模，成为当时我国一个文化中心。白鹿洞书院最盛时，有360余间建筑，屡经兴废，今尚存礼圣殿、御书阁、朱子祠等。据悉，我国历代创建的大小书院，有7000余所。但因时久境迁，世事沧桑，保留至今的书院极少，像白鹿洞书院一样保留和修复得如此完好的
9、书院，更是屈指可数。书院内，大小院落，交叉有序；亭台楼阁，古朴典雅；佳花名木，姿态各异；碑额诗联，比比皆是。这充分体现了古书院攻读经史、求索问道、赋诗作联、舞文弄墨的特色。院内最引人入胜的是“慎思园”两侧的碑廊，明清两代的石刻甚多，现仍存一百余块。有朱熹所书“白鹿洞学规”及历次修建铭记，有许多赞誉书院和赞美风光的诗文题词，内容颇为丰富。其中令人赞叹不绝的是紫霞真人用蒲草书写的游白鹿洞歌，有如龙飞凤舞，跃然壁上。这紫霞真人，江西吉水人。很有才华，26岁中了状元，任明朝翰林院的编修官。后因上书得罪皇帝，被革职还乡。此后，精心考图观史，探究天文地理，尤以地图学贡献卓著。他绘制的广舆图，是我国最早的分
10、省地图。他酷爱实地考察，自述说：“每闻人谈名胜，辄生羡心，即数千里外不惮跋涉，归田以来，此兴益浓”。他曾拄竹杖游到白鹿洞，饱览胜景，激情满怀，便向书院书生借笔抒情。大家见他像个乞丐，不予理会。紫霞真人便采扎蒲草，临壁而书游白鹿洞歌曰：“何年白鹿洞，正傍五老峰。五老去天不盈尺，俯视人世烟云重。我欲揽秀色，一一青芙蓉。举手石扇开半掩，绿鬟玉女如相逢。风雷隐隐万壑泻，凭崖倚树闻清钟。洞门之外百丈松，千株尽化为苍龙。驾苍龙，骑白鹿，泉堪饮，芝可服，何人肯入空山宿？空山空山即我屋，一卷黄庭石上读。”绘出了白鹿洞的幽美之境，抒发了笔者的空超之情。今天的游客和诗词书法爱好者，见了无不反复吟诵，细心品味。书院
11、群山环抱，北靠后屏山，西依左翼山，南迎卑尔山。一溪蜿流门前而过，泉清石秀，古树参天，茂林修竹，环境十分优美。书院外有华盖松、回流山、独对亭、枕流桥、蹲鹿坡等八大景观。溪涧怪石嶙峋，附近镌有诗词若干，其中有朱熹书刻的“白鹿洞”、“枕流”、“自洁”等字。这些佳景妙处，亦是美不胜收。参访之余，浮想联翩，沧桑变幻，令人遐思，对祖国悠久文化的热爱之情，油然而生。中国书院文化古老、奇特、多元。它涉及到哲学、教育、历史、地理、经济、管理、文学、美学、伦理学、建筑、文物、图书馆学，乃至宗教等多种学科。用今人的目光鉴别这笔文化遗产，要采取一种“扬弃”的科学态度，既克服又保留。分清其精华和糟粕，古为今用，有批判地
12、继承，有选择地吸取。我们将古人创造的文化成果，保留继承并加以借鉴，把它优良传统文化部分继承下来，弘扬光大，传之久远；同时，也通过一批批海内外游客，带往全中国、全世界，使古老的书院文化放出耀眼的光辉。嵩阳书院嵩阳书院在嵩山南麓、登封县城北约三公里处。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时，时称嵩阳寺，至唐代改为嵩阳观，为道士修行之所，嵩阳书院在历史上曾为佛教、道教场所，后来为儒家独占。到五代时周代改建为太室书院。嵩阳书院在北宋时最盛，院中有学生几百人，宋廷在此置有校官，并赐九经子史。宋代理学的“洛学”创世人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在嵩阳书院讲学，各地学者纷纷慕名而来。此后，嵩阳书院继续以理学授徒，
13、成为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嵩阳书院明末书院毁于兵燹，清代康熙时重建。嵩阳书院经历代多次增建修补，规模逐渐形成，布局日趋严整。书院的建制，古朴雅致，大方不俗。书院内建筑布局保持着清代前的风格，现存殿堂廊房五百余间，共有五进院落组成。首为先师祠，供奉与书院有关的先师先贤，其后为讲堂，讲堂后为道统祠，最后是藏书楼。两侧配房原为“程朱祠”、书舍、学斋等。院内廊房墙壁上镶嵌有历代文人、墨客题字留言，其内容书法各具特色，西偏院有清代嵩阳书院教学考场部分建筑。景观有西汉的“将军柏”和唐朝的“大唐碑”。相传在两千多年前，汉武帝刘彻来游嵩山，走到嵩山南麓的嵩阳寺，刚一进门，只见一棵古老的柏树，身材奇伟，枝叶茂密
14、，酷如顶天立地的伟丈夫，武帝尚武，多年征战渴求良将，仰望许久，赞叹有加，当即褒封柏树为“大将军”。殊不料嵩阳寺乃藏龙卧虎之地，穿过二进院见到的柏树比“大将军”还要大，武帝见了既惊讶，又踌躇，但想到自己贵为天子，不容改口，就将错就错地把二院的柏树封为“二将军”。“大将军”高兴的大笑，笑弯了腰，成了弯腰树。“二将军”心生闷气，肚子气炸，变成了空心树。“三将军”为此十分恼怒，它突起一枝直插天际，怒发冲冠，一副与人争斗的样子。可惜它在明末被火焚毁。传说归传说，“将军柏”却实实在在是人间稀少的参天大树：“大将军”柏径周6米，“二将军”柏周径15米，十二个人挽手刚刚能抱住树干。二柏高达数十米，苍劲矫健，直
15、耸云天。从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受封，历经千载沧桑而依然生机勃勃，诚不愧伟岸英武了。院外偏西有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刻立的“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碑，俗称“大唐碑”，碑高8米，是嵩山地区最大的石碑，它记述的是道士孙太冲为唐明皇李隆基炼“九转金丹”的故事，事属荒诞不经，但碑却立得光前隆后：由号称“口蜜腹剑”的唐代宰相李林甫撰文，当时的书法名家徐浩书写。徐浩的隶书端正工整，笔法俊逸遒劲。岁月流逝，千载易过，炼丹的荒唐事已成笑料，而“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却因为是唐隶佳品引来一代又一代的欣赏观摩者，这也是立碑之人始料未及的趣事。中国古代书院嵩阳书院 央视国际(2005年02月2
16、8日 16:43)嵩阳书院，原名嵩阳寺，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区北2.5公里嵩山南麓，背靠峻极峰，面对双溪河，因坐落在嵩山之阳而得名。始建于北魏太和八年（公元484年），隋唐时名嵩阳观，五代后周名太乙书院。宋代赐名太室书院，宋太宗赐书院匾额和九经印书。北宋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改名嵩阳书院。南宋时嵩阳书院已废。清康熙年间重建。嵩阳书院是中国古代著名高等学府，在历史上以理学著称于世。北宋儒教洛派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在此聚众讲学，使书院名声大振，时与河南睢州的应天书院、湖南的岳麓书院、江西的白鹿洞书院并称为宋代四大书院。北宋名儒司马光、范仲淹、韩维、李刚、朱熹、吕晦等也曾在此讲学。嵩阳书院一直是重要的
17、儒学传播圣地。嵩阳书院在古代并不是单纯的指一个院落而言,而是由一个主体院落和周围多个单体建筑群组合而成，其地域分布比较广阔。大至而言，除今天我们看到的嵩阳书院建筑外，属于书院的建筑物，比较有名的还有位于嵩阳书院东北逍遥谷叠石溪中的天光云影亭、观澜亭、川上亭和位于太室山虎头峰西麓的嵩阳书院别墅君子亭；书院西北玉柱峰下七星岭三公石南的仁智亭等建筑。由于自然和人为的破坏，散布在嵩阳书院周围的这些建筑已全部损毁殆尽，今天在原址只遗留有少量的石刻题记或残砖碎瓦是为标记，与历史文献的记载颇能相互印证。嵩阳书院基本保持了清代建筑布局，南北长128米，东西宽78米，占地面积9984平方米。中轴建筑共分五进院落
18、，由南向北依次为大门，先圣殿，讲堂，道统祠和藏书楼，中轴线两侧配房相连，共有古建筑106间，多为硬山滚脊灰筒瓦房，古朴大方，雅致不俗，与中原地区众多的红墙绿瓦，雕梁画栋的寺庙建筑截然不同，具有浓厚的地方建筑特色。睢阳书院应天府书院亦称睢阳书院，位于商丘县城南。始建于后晋，北宋时得到光大。最初为戚同文讲学之地。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曹诚就其地筑学舍150间，聚书1500余卷，广招学生。使应天府书院扬名的另一位人物就是那个吟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范仲淹在此求学时就属于有远大抱负的人，虽然贫穷得只能长期就咸菜喝粥(划粥割齑这个故事就是讲范仲淹的)，但连岁苦读，春夏秋冬都是凌晨即
19、闻鸡起舞，然后苦读诗书，直到夜半才和衣而眠。由于应天府书院是免费的，这也是范仲淹选择这个书院的最大原因，所以书院里应该有许多如范仲淹一样的苦学之士。从这样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应天府书院的学风是非常刻苦和严谨的。范仲淹还是一个身体力行的教师，每当给诸生命题作赋，他必定先作一篇，以掌握试题难度和着笔重点，使诸生迅速提高写作水平。这种做法，与今日许多教授讲课时洋洋洒洒，真正到社会上应用时却不灵光的现象相比，确实大相径庭，真是值得后人借鉴。应天府书院的原址在现在的商丘故城，完整的书院已不在，只能看看残存的一些建筑。中国古代书院之应天书院应天书院的前身是后晋时杨悫所办的私学，后经其学生戚同文的努力
20、，得以发展，学子们“不远千里”而至，“远近学者皆归之”。北宋政权开科取士，应天书院人才辈出，百余名学子在科举中及第的竟多达五六十人。宋真宗时，因追念太祖自立为帝，应天顺时，将宋太祖赵匡胤发迹之处宋州（今商丘）于1006年改为应天府，1014年又升为南京，处陪都地位。l009年，宋真宗将该书院正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宋仁宗时，又于l043年将应天书院这一府学改为南京国子监，使之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之一，后该书院在应天知府、著名文学家晏殊等人的支持下，得到很大扩展。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等一批名人名师在此任教，显盛一时，后人还立有范文正公讲院碑记以兹纪念。岳麓书院岳麓书院是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
21、其前身可追溯到唐末五代(约958年)智睿等二僧办学。北宋开宝九年(976)，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正式创立岳麓书院。嗣后，历经宋、元、明、清各代，至清末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至今，历经千年，弦歌不绝，故世称“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自创立伊始，即以其办学和传播学术文化而闻名于世。北宋真宗皇帝召见山长周式，颁书赐额，书院之名始闻于天下，有“潇湘洙泗”之誉。南宋张式主教，朱熹两度讲学。明代中后期，明世宗御赐“敬一箴”，王阳明心学和东林学派在此传播和交流，明清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王夫之在此求学，清代
22、，康熙和乾隆分别御赐“学达性天”和“道南正脉”额。岳麓书院占地面积21000平方米，现存建筑大部分为明清遗物，主体建筑有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分为讲学、藏书、供祀三大部分，各部分互相连接，合为整体，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气势恢宏的壮阔景象。除建筑文物外，岳麓书院还以保存大量的碑匾文物闻名于世，如唐刻“麓山寺碑”、明刻宋真宗手书“岳麓书院”石碑坊、“程子四箴碑”、清代御匾“学达性天”、“道南正脉”、清刻朱熹“忠孝廉洁碑”、欧阳正焕“整齐严肃碑”、王文清“岳麓书院学规碑”等等。中国古代书院岳麓书院作者：网友段不一 时间：2004-12-29 19:
23、43:45 央视国际(2005年02月28日 15:14)岳麓山上，清溪茂林之间，隐存着一座雅致的千年庭院，青舍密密，屋宇麻麻，大门前悬挂有一副楹联，上曰“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岳麓书院。这块令湖南人骄傲了几百年的金底文化招牌，外人未免会觉得太过洋洋自得，可如果查看史料，你会默然承认，这座静静的庭院实在是有这样的资本。单就清季以来，书院便培养出17000余名学生，其中如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唐才常、沈荩、杨昌济、程潜等，那一个不是一等一的杰出人物？几百年来，书院人才辈出，经久不衰，绝非偶然。无论立院之根，处世之本，还是讲学之道，育人之术，书院都有它的伟大和神奇之处
24、。岳麓书院的精神坐标和价值体系，受唐时湖南老乡周敦颐影响甚大。正所谓“吾道南来，原是濂溪正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江余波”。周先生主张在学术思想上要由自己的特色和主张，一是强调以性为宇宙本体，从人性、物性中寻求万物所共同的性；二是重践履，倡经世务实学风，反对离开实用空说性命；三是不偏一说，主张融汇众家之长。这一切，都为岳麓书院扎下健康而茁壮的文化根系，以后的枝繁叶茂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学院繁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院善于找到与理想与现实，特别是与统治者妥协的平衡点。在保持相对学术独立性的同时，又积极寻求官方的认可和鼓励，这实在是一个聪明的做法。学院在理性地认可现实统治的基础上，很明智地把持着办学
25、的自由和学术的方向。于是，历代统治者多有褒奖，学者也终有了一个相对言论自由的学术平台。北宋真宗皇帝召见山长周式，颁书赐额，书院之名始闻于天下，有“潇湘洙泗”之誉。南宋张式主教，朱熹两度讲学。明代中后期，明世宗御赐“敬一箴”，王阳明心学和东林学派在此传播和交流，明清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王夫之在此求学，清代，康熙和乾隆分别御赐“学达性天”和“道南正脉”额。众所周知，岳麓书院自创立伊始，即以传播学术而闻名于世，而对理学的传播和发扬尤为突出。对于理学，今人依然存在着明显的偏见，总会轻易扣上“唯心主义”的大帽子。其实，哲学世界，绝非唯心唯物划分这么简单。这些艰深的思辩命题，还是留给哲学家来解答。先贤们勇
26、于对世界进行多样的思考和深刻的了解，自由讨论，平等交流，我以为这种精神和气氛在中国实在难得。至于后来理学走向“官样文章”，我以为那就不是读书人的错，而是政治家的事了岳麓书院另一个伟大之处便是“会讲”制度。所谓会讲是岳麓书院的一种学术活动，不同学术观点的学派在或大或小的范围里进行探讨和论辩，学生也可旁听，既推动了学术又推动了教学。想想看，聆听大师们精妙的语言，体验“思辩”的乐趣，探求人性的秘密，对于老师，对于学生，都是一件多么高尚，多么快乐的事呀。这样自由、开明的学术氛围，在中国文化史上并不多见。当年学院举行“朱张”会讲时，“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就学者更是“座不能容“，“饮马池水立涸，舆止
27、冠冕塞途“，想象当年这些鲜活而热闹的情景，便是今天看来，依然是一件令所有文化人感动激动和愉快的文化盛事。学院的伟大之处，还在于教育回归纯真的目的。从精神层面讲，学院期望通过教育恢复人性、激发人性更善、更美的一面。正如朱子所说“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或“唯学为能变化气质耳。”从文化意义上讲，学院要求学生“读书有良法”，研习经史子集，通晓时务物理，注重道德规范，从而明理有为。需要指出的是，学院既有尊崇传统的文化坚守，又有“与时俱进”的明智变通。譬如在学术方面，宋明时岳麓学术以朱张之学为宗，清代时则主要传授儒学和汉学，而清末维新变法思潮兴起时，书院也开始了新学的传播，加了不少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
28、。纵观中国文化史，这样的书院真是“独此一家”，它集天道、地脉、人缘、文气于一体，树人无数，兴盛千年，这是中国文化的幸事，也是湖南人的幸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恰是因为这座书院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力量，湖南的“兴邦人杰”才会如此密集，这般茂盛。反过来又是因为这一点，书院门前的那副楹联，才可以悬挂得这般端正、这般大方。责编：蔡丽 来源：CCTV.com岳麓书院历史沿革（多图）岳麓书院早期岳麓书院中期岳麓书院晚期岳麓书院前期（唐末至元代）岳麓自古就是文化名山。西晋以前为道士活动据点。曾建万寿宫、崇真观等。西晋泰始四年（268年）麓山寺创立。东晋陶侃曾建杉庵读书于此。六朝建道林寺。唐代马燧建“道林精舍”
29、。唐末五代智璇等二僧建屋办学，形成书院的雏形。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因袭扩建，创立岳麓书院；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宋真宗召见山长周式，赐“岳麓书院”额，岳麓书院遂为全国四大书院之一。南宋时期张栻主教，湖湘学派发展到最盛；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朱熹来访，与张栻论学，开书院会讲之先河，由此形成以朱张之学为正宗的学术传统。元承宋制，书院办学继续发展，规制日趋完备。但因元末战乱，书院毁于战火。岳麓书院中期（明代）自明宣德始，经地方官员陈钢、杨茂元、王韬、吴世忠等多次修复扩建，岳麓书院主体建筑第一次集中在中轴线上，主轴线前延至湘江西岸，后延至岳麓山巅，配以亭台牌坊，于
30、轴线一侧建立文庙，形成了书院历史上亭台相济、楼阁相望、山水相融的壮丽景观。书院的讲学、藏书、祭祀三大功能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现存建筑基本格局。明代岳麓学术仍以朱张之学为正宗。正德以后，王阳明及其弟子先后至此讲学，传播心学。明末，东林学派高世泰讲学书院，岳麓学术传统重新得以发展。岳麓书院后期（清代）清朝廷为褒扬岳麓办学之功，先后颁赐“学达性天”、“道南正脉”额，并赐帑赐书，将岳麓书院列为省城大书院，在官府的大力扶持下，书院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同时，大批有名望的学者被聘任山长。书院办学呈蓬勃发展的景象。清代岳麓书院主要传授理学和汉学，道光年间，吴荣光于书院内创立湘水校经堂，使其成为汉学研
31、究的重镇。清末，维新变法思潮的兴起，书院也开始了新学的传播，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责编：蔡丽 来源：人民网嵩阳书院历史沿革 央视国际(2005年03月03日 10:37)书院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唐代，也是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而又独特的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五代时，由于战争的影响，官学衰废，士子苦无就学之所，于是自动择地读书。一些学者在佛教禅林制度的影响下，也利用此时机，选择景色优美、清雅静谧的山林名胜之地，作为群居讲学之所，出现了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嵩阳书院是我国创建最早、影响最大的书院之一，它与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睢阳书院
32、（又称应天府书院）并称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嵩阳书院从五代后唐到清代末年经历了近千年的讲学历史，是书院中的佼佼者，对传播中华民族文化和培养造就人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嵩阳书院的前身是嵩阳寺、嵩阳观、天封观、奉天宫等，先后是佛、道教的活动声所和李唐皇室的游嵩行宫。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年）生禅师创建嵩阳寺。元魏司空裴衍隐居嵩山，继生禅师后主持建造嵩阳寺，曾为寺主，僧徒多至数百人。隋炀帝大业八年（612年），道士潘诞自言300岁。为隋炀帝杨广合炼金丹，使其长生不老。杨广遂将嵩阳寺改为嵩阳观，做为炼丹的场所。唐弘道元年（683年）春、冬，高宗李治同武则天到嵩山两访潘师正，以嵩阳观为行宫，曰奉天
33、宫。五代近期（907960年），连年兵乱，社会动荡，官学遭到严重破坏，嵩阳观依然保持了唐代的兴况，观内还聚集了一批有远见、有学问的道人。后唐清泰年间（934-936年）进士庞式和南唐学者舒元、道士杨纳等人，在嵩阳观聚课生徒，为太乙书院在此创办打下基础。后周显德二年（955年）世宗柴荣（954-959年在位）将位于太室山麓风景秀丽、环境幽清的嵩阳观改称太乙书院。北宋初年重视文治，学者多倾向依山林办学，正因为如此，嵩阳书院得到了长足发展。宋至道元年（995年）太宗越匡义向太乙书院颁赐印本九经书疏。至道三年（997年）五月，宋太宗将太乙书院改称太室书院，并御赐太室书院匾额。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
34、四月，真宗赵恒又向太室书院赐九经、子、史诸书，并设置学官。宝元元年（1038年），宋仁宗又赐给嵩阳书院学田10顷。从此，嵩阳书院在赵宋朝廷的支持下，步入最兴盛时期。金、元至明代中期的嵩阳书院讲学活动处于低潮，空余北宋盛名，此前金朝政府统治中原后，中原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受战乱影响，讲学、就读于嵩阳书院的文人、士子纷纷南迁，依附于江南各地书院。金世宗大定年间（11611189年）嵩阳书院改名承天宫，又有了道教传道的影子。明朝初叶，政府重视官学，提高科举，一般的读书士子向往官学的待遇优厚，前程荣耀，而不再热心于书院的清苦。在这种形势下，嵩阳书院的发展十分缓慢。清初，由于书院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声望，又
35、有一批民间知名人士和地方官的极力荐复，得到快速发展，但清朝乾隆初年，嵩阳书院由于年久失修，大部分建筑都有倒塌之势，乾隆后期便日趋衰落。（来源：嵩阳书院网站）白鹿洞书院历史央视国际(2005年03月03日 10:58)白鹿洞书院在庐山五老峰下，唐贞元年间洛阳人李渤与其兄李涉曾在此地隐居读书。李渤畜一白鹿自随，于是人称渤为白鹿先生，其所居为白鹿洞。后来李渤当了江州刺史，在这里建筑台榭。到南唐升元中，又办起学馆，称“庐山国学”，到了宋代扩建为书院。白鹿洞书院的鼎盛时期在南宋。宋孝宗淳熙六年（），朱熹知南康军，访白鹿洞，奏请重建。他凭知军之力，为书院筹措田产，制订学规。朱熹自兼洞主，给诸生讲学。朱熹立
36、下的“鹿洞教规”，以理学教育家的观点，揭示书院教育的指导思想、目标、内容、，为学顺序；对学者修身、处事、接物提出纲领性的要求，是古代书院教规的典范，随即为江西和全国各地众多书院所借鉴或采用；至明犹为东林书院所依照，清乾隆无年“谕旨”又规定各地书院予以“酌仿”。淳熙八年，陆九渊应邀到白鹿洞讲学，阐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朱、陆是两个不同的学派，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讲学，为不同学派同在书院讲学树立了典范，开书院“讲会”制度之先河。朱熹和陆九渊在白鹿洞的活动，因他们在理学界的崇高地位，使书院名声大振，白鹿洞书院成为宋代四大书院之首。书院是一个教育机构，又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学术研究是书院教学的基
37、础，而书院的教学又是学术研究成果传播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学术研究和教育相结合是书院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历史上有名的书院，大多数都既是当时一方教育活动的中心，又是著名的学者探讨学术的胜地。白鹿洞书院是朱熹传播其客观唯心主义理学的著名阵地。陆九渊创办象山书院，借以弘扬其主观唯心主义理学思想。象山书院始建于淳熙十四年（），当时名“象山精舍”。象山精舍在贵溪县上清镇东南的应天山上。因山形如象，陆九渊将应天山改名为“象山”。他在这里讲学五年，先后上山求见问学者“逾数千人”。他办学的宗旨是“明理、志道、做人”；教学方法多样，有主讲，有谈话及互相问答。他要求学生自我反省，“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读书要专精，不
38、要“随人脚跟，学人言语”。象山精舍因陆九渊而闻名天下，被称为南宋四大书院之一。元朝将书院完全官学化。明代书院官学化程度逊于元，但四次毁天下书院，江西书院被毁不少。清初，江西书院得以恢复。以后随着时代的前进，班级式授课的新式学堂兴起，书院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书院与文化的渊源书院是传承文明，传播思想和文化的载体，它不可能不和文化有难解难分的姻缘关系。纵观其书院的发展史，无论是从其数量还是从其质量上看，长江流域的书院都大大高于黄河流域，以宋代六大著名书院为例，除嵩阳书院和应天府书院属河南境内外，其余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茅山书院、石鼓书院全在长江岸边的江西、湖南、浙江境内，这不得不使我们追忆起中
39、国文化史上的两次迁移。文化南移的表征文化南移的表征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翻阅中华民族的历史，距今5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在黄河下游两岸生活，他们以捕鱼、狩猎、采果为生，经过母系社会，汉族生齿日蕃(繁衍)于黄河中游的中原腹地，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或者更早一些，先民们就告别了茹毛饮血，赤身裸体的时代。这个时期经历了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五个时期，史称五帝时代。先民们知道熟食，有了粗笨的工具，生产方法由渔猎进步到畜牧，创造了奴隶社会灿烂的文化。到了商代，我们的祖先移居到黄河中下游，这里气候温和，植物繁茂，生产方法已由畜牧业进步到农业，并开始了
40、定居生活，文化与教育在先民的实际生活中产生。生活是学习，劳动是学习，长者，父母就是教师，猎场与田野就是学校，文化教育与生产生活水乳交融。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正向封建制过渡，战国七雄都在企图吞并其它六国而统一中国。这时各种矛盾纵横交错，尖锐复杂，迫使人们酝酿、讨论，并且尽快做出答案。于是各阶级、各阶层的思想应运而生，他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代表着不同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提出各种各样的治国牧民方略，从各方面进行理论探讨。各学派之间非但政治观、自然观上截然不同，在道德观、教育观，以及对知识分子态度上，各是己是，非人之非。他们之间激烈的论争，也有微妙的相互吸收和渗透，从而促进了各学派的进一步发展，繁
41、荣了学术。这个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洛阳为中心，方圆五百里为半径，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中原文化。在教育上，百家争鸣丰富了教育理论，促进了教育理论的发展，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大多是著名教育家。如儒家有孔、孟、荀；墨家有墨子；道家有老、庄；法家有商、韩、李，他们都有很多论着。其中论语、墨子、孟子、荀子、管子、吕氏春秋等，都蕴含着深刻丰富的思想内涵，是中原文化中璀灿夺目的奇葩。可以说从东晋开始，经济格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长年征战，北方破败不堪，南方沿海各国却有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长江流域一带，楚、越、吴等地都有了较大的发展，过去南蛮的荒芜之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到了十二世纪，金的入侵和南宋的偏安，进
42、一步强化了封 建经济南盛北衰的格局。这种经济重心的转移是值得注意的，如同火药对于军器制造，指南针对于航海，活字印刷术对于文化教育一样，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五代相对活跃，多极化发展和兼融并存的文化思想形态随着经济的南移开始注意南方，绚丽多姿的中原文化地域也随着经济的南移，开始向南移动。加之楚文化的兴起，屈原、宋玉等一大批文化名人的出现，楚辞、绘画、诗词、歌赋、建筑与园林艺术在长江流域有着不同程度的发展，促使文化开始向南移动。从东晋开始的“文化南移”现象，到了宋代文化重心已经由黄河中下游移到长江中下游，这种文化重心的变迁至南渡以后完成。从西晋、东晋到北宋，南宋，书院是文化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江两
43、岸，地肥水美，气候温暖，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沿江的商贾之事也日逐昌盛起来。随着经济的繁荣，沿江出现了一个个热闹非凡的港口和繁华的城镇，人们休养生息、安居乐业，文化教育事业也蓬勃发展起来，加之长江两岸名山大川甚多，一些文人志士开始在大江两岸兴建书院，教育子孙，传承文明。经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的变迁，长江流域共产生了一千多所书院，不仅从数量上大大高于黄河流域，从质量上看，中国著名的书院也大都建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这种文化南移的结果是繁荣了长江流域的文化教育事业，促进了社会的文明和国民素质的提高。以清代的一百一十四名状元为例，长江中下游的状元共有八十九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其它地区不过二
44、十五名，还是封建皇帝为了照顾那里的情绪而特赐的。从东晋开始至今，经过文化的两次南移，长江中下游经济文化始终长盛不衰，沿江的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成了著称于世的繁华都市，中国各大学派、流派也以长江两岸为中心分布开来。直到今天，还可明显看到，我国南方的高校明显多于北方，名牌大学比比皆是，文化名人不胜枚举。甚至连今天揪动亿万中国人心肺的高考，考生不仅从数量上，从分数上也明显高于 北方，录取的考生从比例看，南方也高于北方。文化南移现象是客观在的，至于文化南移与书院兴盛的直接联系以及文化南移所造成的南盛北衰的奇特结果，应该说是中华民族在自 身的发展过程中，透过经济的南移，以经济为基础的文化也开始发生演变
45、，以一定经济和文化发展为基础的书院教育自然顺应时代的变迁，在长江流域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宋明理学的昌炽宋明理学的昌炽 宋代教育，盛况空间。“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学生总数之多，有时竟达16.7万多人，确实“视古无愧”。史称：“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这种人才辈出局面的形成，一是有范仲淹、王安石等志士仁人的卓越教学改革；二是与宋明理学的昌炽不无关系。理学又名道学，它是以儒学作为精神主体的，所以现代中国和西方学者往往将它称之为“新儒学”。儒学经历过先秦的初澜期之后，在汉代掀起了第一次经学化高潮，对先秦儒学进行了改铸，使之更接近于宗教。其后，随着佛教的传入和道
46、教的兴起，儒术独尊的地位动摇，尤其是魏晋玄学的兴盛，使儒、释、道三教并立、并尊的局面确立。随着封建一统化的再次完成；隋王通主张“三教归一”，唐韩愈主张“恢复道统”。道学之名渊源于韩愈的道德说，三教各有其道，但理学以仁义为本，承儒道的精神显然无疑。理学家们撇开汉儒，直承古圣的思想，与韩愈十分类似。理学家构建了一套镇密的哲学体系，跳过韩愈，“读夫千载不传之”(朱熹语)直承“思孟学派”。若深究宋儒的哲学观念 和辨证思维方法，可以发现，他们与佛、老的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在理学的探源中，除勘定儒学的主源外，对释、道影响的存在也不可低估。理学是儒学复兴的第二次高潮。宋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以“太极图
47、说”名世，弟子程颢、程颐袭其衣钵并加以发展，创“理气说”和“居敬穷理说”。及至南宋，陆九渊发展了“大程”的主观唯心主义倾向；朱熹发展了“小程”的客观主义倾向，并集前代理学之大成，成为著名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从纯粹哲学的角度划分，宋代理学可分三类：以“理”一元论；以“小程”朱熹为代表。“气”一元论以张载为代表。“心”一元论，以“大程”和陆九渊为代表，明代王守 仁是其集大成者。由此可见，“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的流变与对立已初见端倪。客观地说，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的对立，只是同一个儒学立场上的有限度的对立，有类于今文经 学与古文经学的对立，并非真正的水火不容。自南宋末年始，历经元代和明代早中期，
48、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推行的思想，成为法定的一统化的意识形态，并渗透到国民文化心理结构之中。而作为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周敦颐、张载、程颢、程、朱熹、陆九渊和王守仁，个个都 是教育家，每人都有近乎完整的教育学说，他们将教学、学术研究、文化人格的建设和传递三者融为一体，无一例外地积极地参与了书院教育这一冶炼工程，书院名副其实地成了他们向生徒们传道授业和弘扬学术的载体。其中以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最为突出。朱熹自登进士第至告老的50年中，总计做官不过10年，其余则全为私人讲学，他是一个一辈子热衷于教育的大学者，一位践履笃实的教育家。他的教学实践场所几乎遍布宋口大书院，其中，以白鹿洞书院时间为最长，其循循善诱，
49、孜孜不倦的精神令人钦佩。朱熹的“复性”教育作用论，“醇儒”人格模式的设想，“居敬”的道德教育论，“穷理”的知识教学论，以及“朱子读书法”都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广的影响。至于陆九渊和王守仁，也都是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前者43岁来南康访朱，并登上白鹿洞书院的讲台，主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朱熹将此讲义刻于石碑，以警后世；44岁赴国子学讲春秋，其后一边为官，一边讲学。后者也十分重视教育工作，曾建龙岗书院，主讲文明书院，并修复了濂溪书院和白鹿洞书院，还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发布告谕，制订乡约，开办社学，实施乡村教化工作；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是中国教育思想史上的重要命题，对后世也有深刻影响。可以说，宋明理
50、学的昌炽促进了书院教育的发展，而书院教育的发展对于弘扬宋明理学，传播其思想和文化精髓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考据学派的复盛考据学派的复盛 清入关之初，不少具有民族气节的前明知识分子，不与新政权合作。为巩固政权，以武功取得中原的满人统治者急需大批文官来管理朝政，于是 他们笼络汉人，收卖人心，采取了一些怀柔政策来收买汉族知识分子。对于名声较大的前明文人，他们多次“书征”，装扮成“礼贤下士”的面孔；对“山林隐逸”，他们特设“博学鸿词科”，以诱骗汉族知识分子参与朝政，其对书院“官学化”的管理也是基于此种指导思想。但最初努尔哈赤对明末知识分子深恶痛绝，认为“种种可恶，皆在此辈”，对俘虏中的知识分子，“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