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学贵知疑陈漱渝人们常说:书籍是人类精神的资源,进步的阶梯,生活的风帆,可谓言之不虚。人的知识大多来源于间接经验,而书籍正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宝藏。但是,任何时代的任何书籍都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需要我们阅读时采取一种辨析的态度。比如,要了解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不能不读以“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著称的史记。但当代考古成果证实,史记高祖本纪中关于项羽“掘始皇帝冢,私收其物”的记载纯属子虚乌有。要了解中华民族的医学瑰宝,不能不阅读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但这部中国古代药书的登峰造极之作中,也有内容的失误,引文的错讹。书中对于有些语源的考证更是令人啼笑皆非。比如“琥珀”,原系叙利亚语或波
2、斯语的音译,而李时珍却解释为“虎死则精魄入地化为石”。文化经典尚且如此,更遑论其它著作。“尽信书不如无书”,就是基于这个道理。随着现代科技手段(如录音、摄像、电脑)的不断更新,在上世纪中叶,口述历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史学学科兴起。它纠正或丰富了文献记载的内容,填补了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空白,真可谓功莫大焉!然而,由于访谈者的误导,或口述者的记忆扭曲,口述史料尤其需要辨伪存真。仅以有关鲁迅的口述资料为例,不仅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的说法可能大相径庭,而且同一人对同一事的说法有时也前后不一,常常以今日之手批昨日之颊。我手头刚好有一本新出的新文学史料,其中辟有“施蛰存专辑”。“专辑”中提供了张芙鸣先生的一份访谈记录:施先生说,1933年他跟鲁迅论争时一开始并不知道“丰之余”就是鲁迅的笔名,后来坚持进行论争,仅仅是“年轻气盛”。而同一“专辑”杨迎平先生的访谈记录,却提供了施先生的另一种说法:“知道,一开始就知道丰之余是鲁迅,鲁迅的东西闻都闻得出来。”这里出现了两种说法,究竟是口述者的问题,还是记录者的问题?南宋哲学家陆九渊云:“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陆象山集语录)有人将此语引申为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对于阅读者而言,这种怀疑精神不仅是一种治学之道,而且是一种不唯上,不唯书,唯崇实的品德节操。人缺乏这种素质,怎能读书治学乃至立身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