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革命文学”提出的历史过程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形成运动，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即1927年以后。但“革命文学”的主张，却早在“五四”以后即被提出。在形成“运动”之前，“革命文学”的提出，经历了三个阶段。 1921年8月评论之评论一卷四期上，发表了西谛（郑振铎）的文学与革命等五篇论文，讨论提倡革命文学的问题。但由于主观、客观条件未具备，所以，未曾引起什么反响。 这一阶段早期共产党人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沈泽民等在党的理论刊物上较为具体地提出了一些革命文学的主张。肖楚女沈泽民邓中夏 （1）初步接触到了文艺的性质以及文艺与生活的关系。 （2）提出了新文学的任务。 （3）提出了应该参加“革命的实际
2、活动”，培养“革命的感情”的主张。 （4）提出了建立反帝、反封建文学的联合战线的主张。 1926年，郭沫若发表革命与文学一文，提出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文学”的口号。尽管当时有人著文响应，但革命文学的讨论并没有广泛展开。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首先是由创造社、太阳社发起的。 1928年8月，创造社的主要成员，除了郭沫若、成仿吾外,又增加了刚从日本回国的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人，实力又有了增加。 太阳社，是1928年在党的领导下成立的革命文艺团体，主要成员有蒋光慈、钱杏邨（阿英）等人。 李初梨 主要有冯乃超的艺术与生活，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蒋光慈的关于革命文学，李初梨
3、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蒋光慈 （1）指出革命文学的产生，决定于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动。（2）提出了文学是有阶级性的，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革命文学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主张。（3）要求革命文学家必须“获得辩证法的唯物论”，“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要求革命文学“以工农大众”为“对象”。（4）明确规定了革命文学的内容和形式。 （1）错误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不承认当时的革命处于低潮，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已经不是单纯的民族或民权的革命了。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对五四以来的文学创作，包括鲁迅的创作，作出了错误的评价。如阿英死去了的阿Q时代等。 如，A、“不怕他昨天还是资产阶级，如
4、果他今天受了无产者的洗礼，那他所做的作品也就是普罗塔利亚的文艺。”把人的思想改造看得过于简单。B、强调文艺的社会作用，却忽视文艺自身的特点。C、强调浪漫主义，忽视面对现实的战斗；强调主观忽视客观的“革命罗曼蒂克”。 署名杜荃的人（即郭沫若）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中说：“他（指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时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现通译为法西斯，也有的译为棒喝主义者）。”在这段文字里，郭沫若给鲁迅加上了三个罪名：“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
5、法西斯”。 除郭沫若外，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中，也攻击鲁迅“这位老先生”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他常追怀过去的昔日，悲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果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话。隐遁主义！” 后期创造社这些主要成员并不注重问题的论争，而是热衷于对鲁迅进行人身攻击。 除了给鲁迅扣了上述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之外，还攻击鲁迅的籍贯、年龄、态度、气量，说鲁迅的态度“尖酸刻薄”、“冥顽不灵”，气量“太窄”，“表现出”老头子“的确不行”，鲁迅是一个“落伍者”。 首先，鲁迅批评了后期创造社这些骨干成员在推行“左”的路线时所表现的惟我独革、飞扬跋扈
6、的恶劣作风和态度。他指出，创造社“他们，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孔，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 其次，鲁迅揭露了这些人的“突变”说的虚伪性。“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余，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他指出，“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 再次，鲁迅批评创造社一些人片面夸大了“文艺的旋转乾坤的力量”，说“这是踏了”文学是宣传“的梯子而爬进唯心的城堡里去了”；而且，这些无产阶级
7、革命文学的倡导者轻视生活实践，轻视文学技巧，“只挂招牌，不讲货色”。 理论上的教条主义； 组织上的排他主义； 创作上的公式主义。 革命文学倡导者冯乃超 左联: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简称，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主要发起人有鲁迅、沈端先、冯乃超等，“左联”的成立，实际上形成了比较广泛的革命文学统一战线，推动了左翼文艺运动迅猛发展。左翼文学粉碎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开展了文艺大众化运动，左联还重视培养青年文学作者如蒋光慈、柔石、殷夫、叶紫等，出版机关刊物萌芽、前哨、北斗等。 “左联”也存在一些不足，思想倾向上存在“左”的错误，理论上存在教条主义思想，组织工作方面存在宗派主义倾向，文学创作上，
8、许多作品存在严重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 1、进行了反对国民党进行了反对国民党文化文化“围剿围剿”的斗争的斗争。 左联以文学为武器，以刊物为阵地，粉碎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所办的刊物有拓荒者、萌芽、十字街头、北斗等。 鲁迅、瞿秋白、冯雪峰、周扬等对马克思文艺理论的翻译介绍，不仅指导了左翼文艺的实践，而且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美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普及和中国化起了重要作用。 讨论共进行了三次： （1）1930年3月5月，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文艺的通俗化，“旧形式的利用和新形式的创作”。 （2）1932年，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大众化的任务，大众文艺的内容和创作方法，大众文艺的语言和形式，大众文艺的艺术价值
9、，作家生活的大众化等问题。 （3）1934年春天，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利用旧形式，大众语、土语等问题。 除“左联”本身的作家外，还团结了大批民主主义作家，如巴金、老舍、曹禺等。还培养了大量新作家，如叶紫、殷夫、萧军、萧红、张天翼、沙汀、艾芜等。从而带来了创作的丰收。叶紫 一个是“国防文学”的口号。最早提出这一口号的是周扬。 1934年他在大晚报火炬上，以“企”为笔名发表了国防文学一文。 1935年，周立波受周扬委托写了介绍“国防文学”的短文关于国防文学。 1936年上海文艺界地下党正式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国防文学”口号提出后，得到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拥护，一时间，报刊上倡导“国防文学”的文
10、章多了起来。周立波 另一个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这一口号的真正提出者是鲁迅。而发表文章谈这个口号的是胡风。 1936年5月，胡风发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胡风与夫人梅志论争的背景：这次论争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日益暴露，中华民族正处于危机时刻发生的。论争的性质：是革命作家队伍内部的论争 。论争的焦点：谁对抗日救亡更为有利，谁更能体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 1936年7月，鲁迅发表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8月，又发表长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较为科学地阐明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的内容，强调它与“国防文学
11、”的口号不是对立的，是并存的。并说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是为补“国防文学”口号的不明了性而提出的。两个口号都是进步的，“国防文学”的口号可作为随时应变的口号，而总口号最好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不久，鲁迅逝世，文艺界经过论争也澄清了问题，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初步形成了。 一、和新月派的斗争一、和新月派的斗争 1928年3月10日新月杂志在上海创刊。 发刊词新月的态度由徐志摩执笔。 发刊词把当时的文坛状况概括 “荒歉”与“混乱”。文坛上全是一些“功利派”、“攻击派”、“偏激派”、“热狂派”、“标语派”、“主义派”。 他们首先打出人性的旗帜，抹杀左翼文学所看重的文学的社会
12、阶级基础。 关于文学人性问题的论争鲁迅和梁实秋 1、梁实秋的主要观点：文学是表现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里，他认为“文学的国土是最宽泛的，在根本上和理论上没有国界，更没有阶级的界限。”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的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 2 2、鲁迅等人的观点：、鲁迅等人的观点： 鲁迅写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指出：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
13、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 梁实秋 这场论争的实质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论与自由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在文艺思想战线上的第一次直接较量。梁实秋 1930年6月，上海国民党党部成员潘公展、王平陵、朱应鹏、黄震遐等发起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他们在出版的前锋月刊宣言中指出“当前的危机是对于文艺缺乏中心意识”，提出“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潘公展 代表“民族主义”文学的作品有黄震遐的小说陇海线上与诗剧黄人之血、万国安的国门之战等。左联文艺家对此给予了迎头痛击。 瞿秋白在屠夫文学中痛斥这种“鼓吹杀人放火的文学”，茅盾在“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一文中一针见血地
14、指出所谓“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是“国民党对于普罗文艺运动的白色恐怖以外的欺骗麻醉的方策”。 文艺自由的论争是左联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一场论争。 “自由人”是指文化评论的胡秋原，“第三种人”指现代的苏汶。他们文艺思想的核心就是他们文艺思想的核心就是“文学与艺术，至死是自文学与艺术，至死是自由的由的”，否定文艺有政治，否定文艺有政治意识与目的。意识与目的。邓颖超会见胡秋原李先念会见胡秋原胡秋原回大陆钱伟长会见胡秋原胡秋原建国后为台湾“立法委员”、“中国统一联盟”名誉主席，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出积极贡献。 1931年胡秋原在文化评论创刊号上发表阿狗文艺论，攻击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文章认为“艺
15、术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生活之表现，认识与批评。”指出“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艺术家虽然不是神圣，然而也决不是叭儿狗”。 同时认为民族主义文学用一种中心意识，独裁文坛是“中国文艺界一个最可耻的现象。”因为“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文化与艺术的发展，全靠各种意识互相竞争，才有万花撩乱之趣。” 苏汶发表第三种人的出路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等文，声援胡秋原。他说“以纯政治的立场来指导文学，是会损坏了文学的对真实的把握的”，“艺术家是宁愿为着真实而牺牲正确的”，以此反对政治对于文学的“干涉”。 他还危言耸听地硬说革命作家把“所有和他们自己不大相同的人都错认为资产阶级的辩
16、护人”，剥夺了他们创造的那些“即使不能严格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但至少也不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那一种作品的自由”。他断言，“这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我觉得是认友为敌”。 关于“文艺自由”问题的论辩，是30年代初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一场文艺论战。 “自由人”、“第三种人”的理论虽有严重的偏颇之处，但他们也提供了一些富有合理性的、颇具价值的文艺观点，对左翼作家有所触动和启发。 通过这场论辩，左翼文坛意识到了自身存在的关门主义倾向，系统整理了自己的理论，使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进一步深入人心。 苏 汶 （1）影响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因素：）影响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因素： 社会因素：30年代的中国
17、在西方工业文明冲击下，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城市加速了资本主义模式的现代化进程，而广大内地农村封建宗法统治及生活方式则在坚守中发生了动摇。 这样的城乡变动触及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及一切阶层，从知识分子到民族资本家、工人、农民以至市民阶层均受到较大冲击。 中国革命的历程已由“五四”时期的思想革命转向社会革命。如果说“五四”是个性解放的时代，现在就进入社会解放的时代。 个人因素：正是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一大批“新人”涌向文学队伍，导致了中国作家结构的重大变化。 中国的第一代作家大都来自封建旧营垒，他们以对旧家庭旧传统旧思想的批判开创了现代文学的思想启蒙时期； 新一代的作家则来自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他们
18、进入文坛必然大大密切了文学与广阔的现实生活、时代、各阶层人民的联系，带来社会全方位的观察、思考。 反映在文学与审美层次上，便形成了这一时期“左翼”“京派”“海派”三大文学派别之间的对峙与来互渗。 左翼文学 ：自觉以现代大工业中的产业工人代言人的身份，对封建的传统农业文明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及西方殖民主义同时展开批判，要求文学更自觉地成为以夺取政权为中心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工具。 以北京等北方城市为中心的京派是一批学者型的文人。他们一方面陶醉于传统文化的精美博大，又置身于自由、散漫的校园文化氛围之中，天然的追求文学的独立与自由，既反对文学从属于政治，也反对文学的商业化，是一群维护文学的理想主义者。
19、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城市商业文化与消费文化畸形繁荣的产物，作家依托于文学市场，既享受着现代文明，又感染着都市“文明病”。正是对都市文明既留恋又充满幻灭感的矛盾心理，使他们更接近西方现代派艺术，有着较为自觉的先锋意识，追求艺术的“变”与“新”。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沿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 “京派”与“海派” 题材与表现角度的开拓题材与表现角度的开拓 个人走向社会；（茅盾、叶圣陶、丁玲等） 关注“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茅盾、巴金）
20、“九一八”事变后又关注中国的命运； 关注边地人民的命运、性格、心理等。（沈从文、周文） 具有叙事功能的中长篇小说与多幕戏剧成为最有成就的文学样式。散文由抒情（小品文）转向社会批评的杂文与叙事体的报告文学。诗歌注重表现社会内容和革命斗争。 注重探讨“人性”问题和对文化变迁与转型的思考；（京派） 注意从时代、环境、社会关系的影响上去把握与描写人的个性的形成与发展（左翼） 揭露环境对人的异化。（海派）海派作家刘呐鸥 社会结构剖析与心理结构剖析的统一；（茅盾、丁玲等） 心理分析，特别是潜意识的开掘；（海派作家） 挖掘戏剧语言中的丰富心理内涵。（曹禺等） 老舍的“北京小市民世界”，茅盾的“都市生活世界”，巴金的“热情忧郁的青年世界”，沈从文的“湘西边城世界”都向世界文坛展示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为30年代文学走向繁荣奠定了丰厚的文学基础。湘西边城世界 时代要求“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要坚固而伟大”，“供雅人摩挲的小摆件”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年代，失去了意义。
